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又称南京教难是基督教在中国所遇到的第一次教案,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事件的发起人是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

沈榷在1615年到南京任职。当时,天主教在南京建立了教堂,教务有很大的发展。1616年,沈榷向万历帝写了几封信,信中极力批判天主教的教义和教徒,认为他们对皇帝和的文化都很不尊重。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种种理由,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完全否定了天主教,甚至说天主教的历法也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秩序。

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疏辩护不果。

沈榷最初的两次尝试并没有成功,第三次他联合了皇帝的一位亲信和其他几位高官共同攻击天主教。一些传教士如王丰肃、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 ,后改名曾德昭)等在南京被逮捕,官方宣布了天主教的一系列罪行,七月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他们所建立的教堂被拆毁,一些墓地也遭到破坏。这次教案持续了三年的时间,1621年沈官员被撤职,天主教又重新恢复了活动。

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主要角色

背景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猛烈地冲击着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面对宗教改革潮流,罗马教廷也采取了一些自我革新措施,耶稣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为改变天主教在欧洲的困难局面,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以扩大天主教的信仰领地及在东方的影响。 

在南京教案(1616年)以前,中间也有一些教士被当地人民围殴、侮辱、住宅被捣乱、被抓坐牢、被驱逐出境等事件发生。但这都仅属于地方性的事件,影响范围不大,而且很快就平息了。但南京教难却不同,这事在利玛窦死后第六年发生,断断续续维持了好几年,后果是颇为严重的。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

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经过

南京教案的经过是由当时南京的礼部侍郎沈灌发起的,他一向偏爱佛教,对基督教毫无好感,并且带动一班仇视基督教的人,常常逼迫基督徒。

在利玛窦死后,他便蠢蠢欲动,想起来排除基督教。1616年沈灌连上三张奏书给皇帝明神宗,沈灌告传教士的罪状主要有三方面:

一、控告传教士送礼物给中国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以致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中国。

二、传教士曾帮助中国修历,推算日蚀、月蚀等日期。沈灌认为传教士以西洋方法治历,违反尧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

三、沈灌指控传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这更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的。

沈灌上书皇帝后,皇帝并无反应,因上书理由不足,欠缺力量。加上中国信徒徐光启为传教士辩护,皇帝原本也不信沈灌的胡言,事情就不了了之。

但沈灌一再上奏,引起各地群众排教。朝廷在压力下,只好下令“禁教”,勒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于是传教士有些被杀,有些下在监里,日后又驱逐出境。这时传教士大多撤退到澳门,有些则躲在信徒家中,不能再公开传福音。在外表上教会活动看似停止了,但暗地里工作却未停止。不过这次南京教案,确实带给了教会一定的损失和限制,数年后,教案就平静了。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因推算日、月蚀的士大夫屡屡出错,令崇祯十分不满,于是又准许传教士进中国,天主教在中国又再度活跃起来了。

明朝被推翻后,满清入主中国,朝代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南京教案后七、八十年之间,天主教基本上的发展是很顺利的。当时中国十几个主要省份都建立了教堂,信徒人数达一百二十万。但就在教会顺利发展时,传教士之间在礼仪问题上,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打击。

评价

南京教案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为晚明天主教传华后发生的第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