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

“三苏”是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恐怕惟有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了。三人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美文流传,让后人千年共享,堪称我国文坛的千秋佳话。

“三苏”并称始见于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该书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主要角色
苏轼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姓名(称谓)

简介

家世


苏序(祖父)

暂无

苏洵(父亲)

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

程氏(母亲)

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

兄弟姐妹(史书记载苏洵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苏八娘(姐姐)

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终。

苏辙(弟弟)

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妾


王弗(妻)

苏轼之妻,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王闰之(妻)

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十六。

王朝云(妾)

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后卒于绍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子女


苏迈

妻王弗所生

苏迨

妻王闰之所生

苏过

妻王闰之所生

苏遁

妾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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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 (1039年3月18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东京(今开封),经过成都时,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 苏辙中第后,创作《上枢密韩太尉书》给枢密使韩琦。 四月,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1058年)至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苏洵在东京游历。十二月,苏辙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嘉佑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东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 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根据考绩迁调官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 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 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 

熙宁八年(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盐酒税, 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其兄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创作《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 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年),权任吏部尚书。八月,奉命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 。

苏辙各类形象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 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 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 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护军,进封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 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 八月,到真州时,作《阻风》诗。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 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 元符元年(1098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年),为避祸,苏辙独迁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 ,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

大观元年(1107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 十月三日(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1174年—1189年)年间,追谥文定。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 《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政论与史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 《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 《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 

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 

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刘禹锡)、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 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苏辙书法作品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苏辙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 《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等,并行于世。 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收录有其诗。 

体裁作品名称 
《新论》《上皇帝书》《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巢谷传》《老子解》
《墨竹赋》《南斋竹》《秋稼》

张方平: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苏轼: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刘攽:具官某天材颖茂,儒学纯备。敏于事而慎于言,志于道而辅以术。早繇方闻之举,藉甚士林之誉。粤自谏垣,进陟词掖。倜傥正论,启沃者非一;润色王猷,灏噩乎吹万。以游刃之余地,宜擢材而重任。是用进联地官,贰司邦计。 

陈襄:学与文若不逮轼,而静厚过之。 

张耒: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范丞相(范纯仁)不曾疑。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范公见事,洞达情实,各有部分,未尝疑惑。此皆过人者。 

王辟之: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孙觌:白公(白居易)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张耒)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 

朱熹: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 

王称: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脱脱: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王世贞: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则明允之余习。晚之所以不纯,则葱岭之绪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子弟也。 

茅坤: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 

杨庆远: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厚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张鹏翮: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钱基博:①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其中欧、苏、曾、王,与唐之韩、柳,并称唐宋八大家,为后世言古文者之所宗。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苏氏轼、辙,策论得欧阳之明快,而碑传殊无体要。②今观其文疏于叙事,而善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出以坦迤,抑扬爽朗,语无含茹,而亦不为钩棘;策论特其所长,碑传则其所短,与轼蹊径略同,而波澜不如;气不如轼之舒,笔不如轼之透。...策论至苏氏父子,原原本本,述往事,思来者,有以见天下之赜,古今之变,而观其会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直与周秦诸子同为一家之言,固不仅文章之工。而观辙之所为,其学兼综兵农儒法,其文出入庄、孟、苏、张,虽不如洵之峭劲廉悍,而颇追轼之条达疏畅,意到笔随,无愧难弟也。...然轼辙之文,有余于汪洋,不足于淡泊;工于用尽,而不善于用有余;可振厉以警发愦愦之意,而未能唱叹以发人悠悠之思。 

朱德: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蛾眉共比高。 

关于苏辙名字中“辙”的意思,其父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解释说:天下的车没有不顺着辙走的,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但如果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虽然“辙”不易致福,却也难以招灾。 这与苏辙相对内敛的性格也颇为相符。

因“元祐党争”牵连,绍圣四年(1097年),苏辙被责授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 苏辙初来雷州,水土不服。据载,雷州知县张逢、海康县令陈谔对苏辙非常友善,以诚相待,礼遇有加。时劳问有。” 

苏辙虽谪居雷州仅一年,但他面对雷州当时“其民甘于鱼鳅蟹虾,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木棉),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指医术)不治” ,致力于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启发民智,破除迷信,致力于农、工、商之利,教民治穷致富。他在该诗引中又说:“我迁海康(今雷州)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愿以所知,施及斯人”;他教导人民“斫木陶土,器则不匮。绩麻缫茧,衣则可冀。药饵具前,病安得至?”这首诗表现出苏辙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民本思想,同时,该诗也是研究雷州当时风土习俗的重要史料。 

此间,章惇得知张逢礼遇苏辙,派董必明查暗访,称其以强占民宅,但因有租券,不便加罪,便于元符元年(1098年)诏苏辙迁循州。后来,雷州人民在苏辙居住地建遗直轩以纪念。 

苏辙曾做黄白术,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中放置一个大炉,将要生火时,看见一只大猫站在炉上之后没入水中,一会儿就不见了。苏辙因此认为自己不是能将这种技艺传下去的人,便不再讲说此术。 

苏辙听闻铁龟山人擅长术数,曾邀其至所坐舟中,向他询问自己的吉凶。铁龟山人说:“自此以后十年,应当飞腾升进,前十年的流落已经过去,但还有十年的流落。” 

苏辙受其兄苏轼影响,崇信道教。除这一原因外,苏辙信道还与他自己所遇到的两件事有关,一是因为道教治好了他多年的疾病,不能不使他对道教大感兴趣。他接着谈自己读道经《抱朴子》的感想,认为自己要想找到金丹服之成仙恐怕不太可能,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服食茯苓。

苏辙在《丐者赵生传》中记载了他所遇到的第二件有关道教的怪事:赵生是一个乞丐,敝衣蓬发,醉即骂人。后来赵生主动去见苏辙,一席话之后,使苏辙感到这个乞丐“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苏辙又把赵生介绍给苏轼,赵在苏轼那里停留了半年之久,后随苏轼北归,至兴国为杨绘所留,不久被骡所伤而死,绘备棺葬之。到了元裙元年,蜀僧法震来访,告诉苏辙说,他路过云安时,有乞丐自称姓赵,与苏辙相识,请代为问好。法震描述这个乞丐模样后,苏辙确认是赵生。当时,兴国地方官朱彦博的儿子在座, “归告其父,发其葬,空无所有,惟一杖及两胫在”。据此,苏辙判定赵生是一位道行很深、但还稍有欠缺的神仙 。

应该说,这两件事对苏辙的影响是大的。第一件事使他相信道教的养生术,第二件事使他相信道教的神仙之说。苏辙对道教的信仰基本上贯彻终生。他常常把人的健康归功于道教的养生术,他在《李钧寿花台》的序中说:“尚书郎晋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从道士得养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这是把别人的健康归功于道教。他在69岁时写的《丁亥生日》中说,自己少年病肺,中年病脾,但是到了晚年,“二疾忽已平”,为什么呢?诗人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拜老子为师、摆脱了百欲、明白了“道”的缘故。这就把自己的健康也归功于道家道教 。

除了对道教的信仰外,苏辙对道家理论也有深入研究,他42岁时曾作《老子解》,把各家思想融会于道家,其兄读了这本书以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苏辙在《梁武帝》中先说佛法与《老子》相出入,把佛归于道,然后说:“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这等于把“道”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朱熹对苏氏兄弟的这一看法十分生气,他认为苏氏兄弟“合吾儒于《老子》,以为不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这是“舛矣”,是“无忌惮者与”。苏氏兄弟与朱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苏氏兄弟要以道家为本位去融合儒佛,而朱要以儒家为本位去融合道佛 。

苏辙一生也写过不少有关道家道教的诗文,有《楼观》、《和子瞻读道藏》、《送道士杨见素南游》、《和子瞻濠州七绝》、《御风辞》、《上清辞》等 。

辈分 关系姓名简介
家世曾祖苏杲仕宦不显,后赠太子太保。 
曾祖母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 
祖父苏序字仲先 ,官至大理评事,后赠太子太傅。 
祖母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 
父亲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唐宋八大家之一。赠太子太师。 
母亲程氏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追封成国太夫人。  
平辈长兄苏景先早夭。 
次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赠太师,谥文忠。 
姐姐苏八娘嫁其表兄程之才,早卒。 
姐妹二人 ——均早夭。 
配偶妻子史氏追封楚国太夫人。 
子辈长子苏迟字伯充,官至大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阁待制。  
次子苏适字仲南,官至承议郎、通判广信军。  
三子苏逊字叔宽,官奉议郎、通判泸州潼川府。  
长女
  
苏氏嫁文务光。 
次女苏氏嫁王适。 
三女苏氏嫁曹焕。 
四女苏氏嫁王浚明。 
五女苏氏嫁曾纵。 

《东都事略·卷九十三》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列传第九十八》 

《宋元学案·卷九十九·苏氏蜀学略》

眉山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南隅纱縠行南街。元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

明代洪武年间扩建,明末毁于兵火,仅存五碑一钟。

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按明代规模重建,尔后历代均有增益补修,现占地面积56800平方米。

1980年7月7日,三苏祠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4月成立“眉山三苏博物馆”。

2006年,三苏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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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苏洵少时不好读,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像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

北宋祥符九年(1016年),约于此年苏洵开始读书,学习断句、作诗文但没有学会就放弃了读书。

北宋天圣六年(1027年),苏洵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程氏时年18岁。

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苏洵尚未发奋读书,终日嬉游,不知有生死之悲。程夫人生长女但未满一岁夭亡。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苏洵仍未发奋读书,其父“纵而不问”。

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苏洵游成都,于重九日至玉局观见青城山张仙师画像,用身佩玉环换回安置于家中,每日旦起焚香祷告祈求得子,是年冬生长子景先。 

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苏洵母亲史氏病故,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苏氏祖坟。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时间实已太晚,何况一开头的时候,态度又不很认真,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但是到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不禁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所以欧阳修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史本传皆言:“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老泉自序二十五岁,始知读书。程夫人生次女。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苏洵发奋读书,立下壮志。程夫人生幼女,因排行第八古称“八娘”

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在家继续发奋读书。程夫人生次子苏轼。兄长澹居家中,仲兄苏涣为开封士曹官有两子两女。

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苏洵去京师礼部考取进士,未被录取。长兄澹病逝于家。

北宋景佑五年(1038年),苏洵次年又举茂才异等不中,返回家中,继续闭门苦读。长子景先年仅八岁而亡。

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苏洵居家竭力苦读,考究古今治乱得失。程夫人生幼子苏辙。是年苏洵到阆州(现在的四川阆中县)去探望在那儿做官的哥哥苏涣,看到哥哥治理地方成绩很好,颇受感动,不久东下出夔州巫峡,顺流而到荆州(现在的湖北襄阳县)一带,游学各地,结交有学问的师友,增加不少见闻和人生经验。

北宋宝元三年(1040年),苏洵经过五六年的刻苦研读学问已成,仲兄苏涣从开封士曹移任阆州通判。 

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苏洵在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并教授苏轼读书。是年苏洵次妹病亡。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苏洵送苏轼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读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苏洵居家读书,教授苏轼。是年离家出外游学,自眉州出发到嘉州,游峨眉山,然后顺流而下从夔州巫峡下荆诸,准备前往京师。程夫人在家教授苏轼范滂专。

北宋庆历七年到至和二年(1047年到1055年),苏洵继续居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同时教授苏轼和苏辙读书,年间苏洵的幼女八娘在舅父(公公)家遭受虐待,苏轼的表兄也就是八娘的丈夫助虐,忧愤而死,苏洵苏轼苏辙与程浚及程之才断绝来往。苏洵也多次远游,和成都官员张平交好,张平曾向欧阳修举荐苏洵,未果。 

北宋嘉祐初年(1056年),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啊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陈州(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日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是月命苏洵去礼院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是月仲兄苏涣出知涟水军,未行提点利州路刑狱,苏洵父子于西郊送别。八月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及殿试。九月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苏辙被任命秘书省校书郎。十一月苏轼辞别父亲去凤翔赴任。

北宋志平三年(1066年),三月,《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病重,命子苏轼述其志写完《易传》。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时年58岁。六月具官船载洵由苏轼苏辙扶护出都城,苏轼妻王弗灵柩亦随载而行,自汴入淮溯江而上抵江陵,十二月入峡延水路于第二年四月护丧还家,十月二子尊父命于其母合葬。 

苏洵手迹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犀利,言必中时之过,对北宋社会的阴暗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挞;但同时在剖析问题严重性的过程中苏洵又会巧妙地折转笔锋,淡化笔势,改变文章节奏,缓和文章语气,使人得以接受他的犀利与委婉,多体现于针砭时弊的文章中。

苏洵的散文多为论辩文,据王水照《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统计,苏洵论辩文与杂文的比例为六比一,而字数之比为十比一,前者字数约有七万字,后者则只有七千字。论辩文必须把道理说深说透,使人没有反驳的余地。苏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对战国纵横家的爱好,说“吾取其术,不取其心”,即汲取纵横家的雄辩手法,不学习他们的为人。纵横家往往善于用对偶、排比等铺张的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锋芒所至,所向披靡,给人一种雄健、刚强的感觉,极具鼓动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一般的议论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或阐明个人见解的文章中。 

苏洵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在他的论说文中,论点精深,说理透彻。他所发的议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另一方面,他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把精深的道理用简切的语言表达出来,把道理说得清晰明了。

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但不管文章内容多少,也不管是议政的还是议兵的,是议经的还是议史的,苏洵都在文章的结构上,精心布局谋篇,因物赋形,构思出工整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的形体。他就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大师,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建筑。 

苏洵文章的语言,字字珠玑,句句珍宝,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妙语连篇,内涵丰富,读了使人回味无穷。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毛泽东评论道:“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曾巩:“其文言当世之要,颇喜言兵”。“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 

欧阳修:“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叶梦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 

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之宗教,产生于东汉,到南北朝经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造,由民间道教发展为成熟的官方道教,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到唐宋也发展到了顶峰。
宋承唐制,是一个重儒、崇道的时代。以道教为例,北宋崇道以真宗、徽宗二朝为盛。宋真宗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比较尖锐,真宗为了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便以神道设教,于是天书屡降,东封西祀,大建宫观,普度道士,整理道教经籍,编集道教事迹,提高道士地位,掀起了北宋时期的第一次崇道热潮。真宗的崇道活动对宋代道教的普及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长编》卷70载:"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时,天下始遍有道像矣。"由于真宗的过度崇道,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招致众人的非议,所以自仁宗起,接连几位皇帝都采取了一些抑制政策,道教的发展由此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宋徽宗即位以后,道教的势力又迅速膨胀起来,形成了北宋的第二次崇道高潮。徽宗崇道的主要内容是设置道官、道阶,建立道学,大修宫观,整理、刊印道教经籍以及改僧为道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道教经典,如《道德经》、《庄子》、《列子》等,都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否精通道经,有时就决定了其在科考中的成败,因此,一些州学生,纷纷要求转入道学。官员在仕途中的升黜,也取决于其对道教的态度,崇道则赏,抑道则罚。这看来很荒唐,但却是当时的事实 。
由些可见两次崇道对北宋文人学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苏洵亲身经历了北宋的第一次崇道高潮,不会不受到其影响,此契机之一也。
其二,苏洵出生并成长于四川眉山。而四川是汉代民间道教的发源地。汉中、巴蜀一带,很早就好《老子》及仙道,敬重鬼妖,巫风强劲。四川还出了不少的道家道教学者,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汉成都严遵和杨雄。严遵隐居不仕,以卜筮为业,好老庄,专精《大易》,著有《老子指归》,"为道书之宗"。杨雄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出仕作过官,曾从严遵学习,思想上受道家影响很深,著作有《太玄》、《法言》等。五代后蜀有彭晓,永康人(今重庆),少通儒典,仕于后蜀。他性喜道术,后度为飞鹤山道士,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以阐述《参同契》要旨,"使埋没了八百年之久的《周易参同契》"又"流传于世。"2除此之外,四川的成都--眉山一带在唐末五代就是文化、刻书中心之一,所刻多阴阳、占梦、九宫、相宅之类与道教有关的术数书。苏轼指出当时:"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4大概主要就四川情况而言吧。

苏洵信奉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交道士,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更给两个爱子请了个道士当老师,苏轼、苏辙一生思想深受张易简影响。但若结合父亲苏洵的经历与所存诗文来看, 很难说他是一个佛教徒。苏洵曾写过自己的崇道事迹: “ 洵自少豪放, 尝于天圣庚午( 公元1 0 3 0年) 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 有祷必应, 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嗣, 每旦露香以告, 逮数年乃得轼, 又得辙, 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 而无碍之言不吾诬也。故识 其 本末, 使 异 时 子 孙求读书种者, 于 此加敬焉 。 ”张仙是眉州人, 《 眉山县志》 中加注: “ 张仙, 指唐眉山人张远霄, 曾师事陆修静, 后居邛崃崇真观,观中有石刻像, 相传有求嗣者, 祷之则应。 ” 在后来的传说中, 张仙又称送子张仙, 是道教传说中能赐人子嗣的神仙。

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苏洵发愤读书后,读书的态度和以前迥然不同。相传有一年的端午节,程夫人看他一直待在书房里,连早餐也忘了,特地剥了几只粽子,连一碟白糖,送去书房,没有打他便悄悄地走开了!近午时分,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糖碟原封未动,然而却在砚台的四周,残留下不少的糯米粒,苏洵的嘴边,也是黑白斑斑,黑的是墨,白的是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把砚台当成糖碟,蘸在粽子上的,是墨不是糖。 

苏涣问苏洵:“三弟啊,你游历了那么多的名山大川,能不能写点文章,让我看看这纸上山川如何雄秀奇美啊?”这一下真的把苏洵难住了,他觉得满肚子都是锦绣河山,却不知如何将它吐到纸上,想画画不成,想写写不出,急得他满头是汗。苏涣见状一笑,略转话题:“三弟,你别着急。哥哥我有一件心愿,想请三弟帮助圆了。”苏洵忙问:“什么心愿?”“我们苏家先人原是很有一些来历的,可自大唐以来,我们只知眉州刺史苏味道是我们的先人,往后就语焉不详了。从下往上推,也只知道祖父叫苏杲、曾祖叫苏祜。三弟既然喜欢周游,何不找些老人聊聊,再去查查别人的族谱,把我们苏家族谱编出来呢?”苏涣慢慢说道。苏洵一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蛮有意思,便一口应诺下来。眉山的程家、史家都是亲戚,苏洵一经询问,他们都拿出族谱和先人的往来书信,再加上眉州府里还有些陈年案卷,很快苏洵便追根溯源,查到了唐朝刺史苏味道的名字,可惜这位先人事迹,让他看了脸上发烫。再往前,查到了汉代的苏建和苏嘉、苏武、苏贤三兄弟,还有先秦的苏秦和苏公。这时苏洵的兴趣越来越浓,为了弄明这些人的来历,他为自己列下了长长的书单,把《史记》、《汉书》、还有更早的《左传》、《国语》、《战国策》都罗列到床前案头,读了个通透,一直读到二哥“丁忧”期满,离家上任,这时的苏洵已是欲罢不能,他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必须发愤读书,才能将心中所思,形诸文字——这年他已二十八岁。 

有一天,苏洵在书房里整理他以前写的书稿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因为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又怎能让它们在世上流传呢?于是他将这数百篇书稿统统抱出屋去,放在一个空地上,点上一把火,化为灰烬。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坚定从头做起的决心。焚稿后,他如同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更加轻松愉快地刻苦学习了。苏洵有时在家闭门苦读,有时奔走四方,求师访友,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以致后来他两个儿子的学习要靠他妻子教导。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苏洵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既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学说,又同时对古今是非成败的道理进行探讨,使自己具有了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智,再写起文章来,往往到了“下笔顷刻数干言”的程度。他写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受到了家乡学者的倾慕,他自己也真正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他们看了苏轼的试卷,“以为异人”;对苏辙也颇欣赏,“亦以谓不忝其家”,于是兄弟俩同第进士高等。苏轼当时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由于苏氏兄弟一起高中,还曾引起一场风波,落第的考生们有表示不服的,甚至怨谤纷纷。但三苏却因此很快的成名了。苏辙兄弟就正是这样在“士人”的“怨谤”中脱颖而出。这时欧阳修又特别赞赏苏洵的文章,誉为“孙卿子之书”,并献诸朝廷。于是,“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许多考生,争读他们的文章,甚至学习他们朴实高古的风格。当时有谚语说:“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是说精熟三苏的文章,就能登科及第,享有富贵,足见三苏文章受世人重视的程度。据说,苏辙兄弟登科时,苏洵对两个儿子以一举成功,而自己却曾是科场的败将,有所感触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诗作:《云兴于山》《有骥在野》《有触者犊》《朝

日载升》《我客至止》、《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

散文:《颜书四十韵》《六国论》《管仲论》《辨奸论》等。

文集:《权书》《衡论》《嘉祐集》《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 

父亲:苏序

妻子:程氏,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

儿女:史载苏洵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但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女儿:苏八娘,亦称苏小妹。

儿子: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赠太师,谥文忠。

儿子:苏辙,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谥号文定。 

苏洵墓,别名苏坟山,位于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为苏洵及夫人程氏、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进行过大修。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中有“苏君,讳洵,字明允……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早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洵为葬亡妻程氏,便在武阳县(属眉州)东北安镇乡可龙里的“老翁井”侧面,距“老翁井”仅十余步的地方寻得墓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的前妻王弗病逝于京师,1066年苏洵亦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扶柩归蜀,将苏洵、王弗葬于此。苏轼《亡妻墓志铭》载:“(王弗)葬于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是中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三苏祠故居。原为五亩庭院,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摹拟重建。经历代增修扩建,现占地86亩。祠内供奉陈列有三苏及子孙、女眷塑像,还供奉有眉山始祖苏味道画像和列代先祖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三苏祠沿革展、碑廊苏轼手迹刻石80多通,宋、明、清、民国碑约30通。

馆内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2007年,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投巨资,新建东园碑廊、三苏纪念馆(生平陈列馆)、旅游接待中心等,面积新增20余亩,总面积共计约104亩。生平陈列展厅面积由原300多平方米,增至约3000多平方米。 

苏洵公园于2013年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用地144.3亩,总投资约6108万元,是以人物纪念展示为主,兼具生态文化、市民健身、休闲运动的多功能城市综合公园,以鲜明的文化主题为特色,公园建成后将起到深化地域内涵,提升城市知名度,改善生活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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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父子三词客”,这得让世人艳羡多久。尤其是苏轼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就连在在诗、词、书、画等 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其说这是苏轼的感叹,不如说是他的远见。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大文豪们也只能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