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名医

名医,简言之,就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涌现出不少医家,他们钻研医学(中医),为后世的中医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些名医当中,有十位因其杰出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医”。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包括: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葛洪,孙思邈,钱乙,宋慈,李时珍,叶桂。其中,扁鹊是战国时医学家,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被称为“脉学之宗”;华佗,精内、妇、儿、针炙各科,外科尤为擅长,发明了麻沸散和五禽戏;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皇甫谧,魏晋医学家,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葛洪,人称“葛仙翁”,东晋思想家、医药学家;孙思邈,被人们尊为“药王”,著有《千金方》,创立脏病、腑病分类系统;钱乙,北宋医学家,以儿科著名,其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宋慈,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著有《洗冤集录》;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为我国医学史上一大巨著;叶桂,自幼学医,对治奇经、脾胃、儿科等病尤为擅长。

主要角色
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10年),姓秦,名缓,字越人,尊称扁鹊,号卢医。扁鹊是战国时著名医学家,居中国古代五大医学家之首。
 
  扁鹊在青年时曾替贵族管理客馆,结拜了名医长桑君,得其真传,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开始行医生涯。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他天资聪颖,善于汲取前代、民间经验,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后来医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随之巡诊列国。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通过望色、听声,即能知病之所在。并带领弟子到各地行医,因其医术高明,被当时广大老百姓尊称神医,并且借用上古神话中黄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后为秦武王治病,遭太医李醯嫉妒,派人把他杀死。
 
  少年拜师
 
  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 扁鹊说:“好吧,遵命。”
 
  行医诸国
 
  公元前361年之后,秦越人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原属陕西,今河北邯郸市)当地人民很重视妇女,所以他便做带下医(妇科医生)。因此,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后来他又取道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之伏道社,渡黄河经长清(今山东长清县),于公元前357年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桓侯田午派人招待他,桓侯接见时,他望着桓侯的颜色,便说:“君有疾在胰理,不治将深。”桓侯答道:“寡人无疾”。他离开后,桓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医之好利,欲以不疾为功。”过了五天,他见到桓侯又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仍答道:“寡人无疾。”他辞出后,桓侯感到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再看见桓侯时,他又郑重地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很不愉快,没有理睬。又过了几天,扁鹊复见桓侯。看见桓侯的脸色,吃惊的溜走了。桓侯便派人追问原因,他说:“疾之居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在肠胃,酒醪之所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不久桓侯病发,派人去请他治疗,可是他已取道魏国,跑到秦国去了。桓侯终因病深,医治无效而死去。
 
  秦越人等离开临淄后,于公元前354年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在大梁时,他曾见过魏国的国王魏惠王。公元前350年,他们一行到达秦国的都城咸阳。以后又回大梁。
 
  在公元前35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都逗留在那里行医。大约于公元前317年,他们又取道周都洛阳((河南洛阳),听说当地的人民很敬重老人,因此,曾为“耳目痹医” (五官科、疯科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咸阳而去。
 
  公元前310年,扁鹊再度来到咸阳,因咸阳的人民很爱小儿,所以他就做了“小儿医”。扁鹊及其弟子不辞艰辛,行程四千余里,周游列国,济世救人;他们“随俗为变”,成为医、药、技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名扬天下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阳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遇害经过
 
  秦武王与武士们举行举鼎比赛,不觉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醯(音西)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其病状就完全消失。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醯知道后,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称扁鹊不过是“草莽游医”,武王半信半疑,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
 
  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扁鹊,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暂时躲过一劫。扁鹊只得离开秦国,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半路上劫杀了扁鹊。
 
 
  《汉书·艺文志》载《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均佚。现存《难经》系后人托名扁鹊之作。
 
 
  诊疗技术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医学主张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蔡桓公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需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里,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换心
 
  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轻病,就一起请扁鹊治病,扁鹊对公扈说:“你的志气强身体却很弱,有计谋却并不果断,齐婴你的志气弱身体却很好,没有谋虑却过于执著。如果把你们的心脏互换,就能平衡病也就好了。”扁鹊让二人喝了药酒,他们昏死了很多天,剖开他们前胸找到了心脏,将它们互换放置好,然后给他们吃了神药,于是二人过了一会便醒了,就像刚开始一样的健康,后来二人就向扁鹊告辞回家了。
 
  起死回生
 
  一次扁鹊到了虢国,听说虢国太子暴亡不足半日,还没有装殓。于是他赶到宫门告诉中庶子,称自己能够让太子复活。中庶子认为他所说是无稽之谈,人死哪有复生的道理。扁鹊长叹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试着诊视太子,应该能够听到他耳鸣,看见他的鼻子肿了,并且大腿及至阴部还有温热之感。”中庶子闻言赶快入宫禀报,虢君大惊,亲自出来迎接扁鹊。
 
  扁鹊说:“太子所得的病,就是所谓的‘尸厥’。人接受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阳主上主表,阴主下主里,阴阳和合,身体健康;现在太子阴阳二气失调,内外不通,上下不通,导致太子气脉纷乱,面色全无,失去知觉,形静如死,其实并没有死。”
 
  扁鹊命弟子协助用针砭进行急救,刺太子三阳五会诸穴。不久太子果然醒了过来。扁鹊又将方剂加减,使太子坐了起来。又用汤剂调理阴阳,二十多天,太子的病就痊愈了。
 
  这件事传出后,人们都说扁鹊有起死回生的绝技。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亦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日本医师滕惟寅说:“扁鹊,上古之神医也。”
 
 
  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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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据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三国著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已佚。今亳州市有“华佗庵”等遗迹。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佗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 

华先生治府吏倪寻,头痛身热,则下之,以其外实也。治李延头痛身热,则汗之,以其内实也。盖得外实忌表、内实忌下之秘也。又按内实则湿火上冲,犹地气之郁,正待四散也。外实则积垢中留,犹山闲之水,正待下行也。其患头痛身热同,而治法异者,虽得之仙秘,实本天地之道也。余屡试之,果屡见效。

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

华佗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36岁,结果陈登果然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去世的。 (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在周泰受重伤时,华佗医好他,所以后来有人向曹操推荐华佗时就说:“江东医周泰者乎?”

黄疸病流传较广时,华佗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就诊,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驱病。”有人对这两种不同疗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说完,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病好起来了。 

华佗以医术为业,心中常感懊悔(中国封建社会中医生属于“方技”,被视为“贱业”)。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得病(头风)沉重,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华佗因为离开家太久想回去,于是说:”收到一封家书,暂时回去一趟。“到家之后,就说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返。之后曹操三番五次写信让华佗回来,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华佗自持有才能,厌恶为人役使以求食,仍然不上路。曹操很生气,便派人去查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赐小豆四千升,放宽假期期限;如果欺骗,就逮捕押送。结果华佗撒谎,于是用传车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经审讯验实,华佗供认服罪(汉律:1.欺君之罪;2.不从征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应该包涵宽容他。”曹操说:“不用担忧,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把华佗在狱中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取火来把书烧掉了。 

其中一个说法是:《三国演义》中曹操让曾经为周泰疗伤的名医华佗来给他治疗多年的头痛,但华佗认为曹操的病因需要劈开头颅,加以麻沸散麻醉,动大手术,多疑的曹操认为华佗想趁机杀害他,便以刺杀的罪行将华佗关押拷打致死。 

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到处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

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

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 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 

华佗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华佗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也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同时可使腿脚轻便利索,用来当作“气功”。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他的学生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手术外科的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麻醉剂“麻沸散”及发明用针灸医病的先驱者、创始人。“麻沸散”为外科医学的开拓和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发明比美国的牙科医生摩尔顿( 1846年)发明乙醚麻醉获得成功要早1600多年。 

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华佗生活的时代,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华佗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他用药精简,深谙身心交互为用。华佗并不滥用药物。华佗重视预防保健,“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教人调息生命和谐。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 

华佗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他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

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三国志》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

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三国志》评) 

《后汉书》记载荀彧曾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后汉书》评)

华佗是中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网评)

中医外科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

神医华佗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

华佗的医书虽然被全部焚毁,但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的药学家,《吴普本草》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凤凰、新浪评)

华佗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 

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的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出自《独异志》) 

后汉末年时,有人腹中长一结块,白天黑夜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于是剖腹,取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左右。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华佗看完,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放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出自《志恠》)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吴普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樊阿喜针灸,这三个弟子后来均成为有名望的医家。

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失传。吴普遵照华佗的医术治病,许多人被治好救活了。华佗对吴普说:“人的身体应该得到运动,只是不应当过度罢了。运动后水谷之气才能消化,血脉环流通畅,病就不会发生,比如转动着的门轴不会腐朽就是这样。因此以前修仙养道的人常做“气功”之类的锻炼,他们摹仿熊攀挂树枝和鸱鹰转颈顾盼,舒腰展体,活动关节,用来求得延年益寿”。樊阿精通针疗法。所有的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内脏之间不可以乱扎针,即使下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而樊阿针刺背部穴位深到一二寸,在胸部的巨阙穴扎进去五六寸,而病常常都被治好。樊阿向华佗讨教可以服用而且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方,华佗便拿“漆叶青黏散”教给他。药方用漆叶的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说是长期服用此药能打掉三种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一百多岁。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描写,讲的是关羽在襄阳之战时右臂为魏军毒箭所中。后来,伤口渐渐肿大,十分疼痛,不能动弹。华佗为关羽剖臂刮骨,去除骨上剧毒,而关羽神色不变,尚在与人下棋。这个故事原本是颂扬关羽之神勇、有毅力、能忍耐,也同时说明了神医华佗的医技高明。博得人们的称赞和敬佩。他是我们外科医学的鼻祖。 

这是《三国演义》和湖北《襄阳府志》上记载、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根据事实虚构的故事。关羽虽然有刮骨疗伤,但是华佗早已在几年前死去。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 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 

新版《三国演义》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华佗画像雕像集萃王忠信塑造的华佗形象

河南许昌华佗墓位于许昌城北15公里苏桥村南石梁河西岸,墓高

4米,占地360平方米。墓呈椭园形,前有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立石碑一通,楷书:“汉神医华公墓”。墓地六角形,青砖花墙环绕,翠柏青松掩映,1985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河南分会在许昌召开“华佗学术研讨会”,镌立“东汉杰出医学家华佗之墓”石碑一通。 

河南周口沈丘槐店镇的西南角,沙颍河南岸,有一个像小山包一样的

大土堆,当地人称华骨冢,又叫华佗冢。相传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就安葬在这里。1979年1月,当时的沈丘县革命委员会把该冢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沈丘县人民政府把冢前的道路更名为华佗路。冢南一华里处有个村庄叫华佗寺,因村内有座华佗寺庙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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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
<h2><strong>人物简介</strong></h2><p>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汉族,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p><p>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p><h2><strong>主要经历</strong></h2><p>葛洪出身江南士族。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他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他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葛洪伯祖父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号葛仙公,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郑隐的神仙、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著书立说。</p><p>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p><p>西晋太安元年 (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晋永兴元年(304)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以女儿鲍姑许配。建兴二年(314),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p><p>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太宁三年(325),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坚持不去上任。后因生活所迫,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p><p>咸和二年(327),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经皇帝允准后,遂南行赴任,途经广州,会晤刺史邓岳。邓告诉葛: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其间,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葛辞不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观)。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p><p>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即今三元宫)研究炼丹术和医学,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h2><strong>著作</strong></h2><p>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p><h2><strong>学术内容</strong></h2><h3><strong>道教</strong></h3><p>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p><p>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p><p>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p><p>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p><h3><strong>医药学</strong></h3><p>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p><p>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p><p>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p><p>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p><h3><strong>化学</strong></h3><p>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p><p>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p><p>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p><p>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p><h2><strong>临床应用</strong></h2><p>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p><p>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无差异)</p><p>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p><p>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p><p>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已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p><h2><strong>轶事典故</strong></h2><p>苦学</p><p>【原文】葛洪苦学: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篱笆)不修,常披(分开)榛(杂乱的草木)出门,排(推开)草入室。屡(多次)遭火,典籍(古代重要著作)尽,乃(便)负(背着)笈(书箱)徒步,不顾千里,借书抄写,卖薪(柴草)买纸,然(同“燃”)火披览(翻阅)。</p><p>【译文】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木柴买纸,借火光读书。</p><h2><strong>人物评价</strong></h2><p>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p><h2><strong>后世影响</strong></h2><p>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炼丹和医学,既是一位儒道合一的宗教理论家,又是一位从事炼丹和医疗活动的医学家。葛洪敢于「疑古」,反对「贵远贱今」,强调创新,认为「古书虽多,未必尽善」,并在实际的行医、炼丹活动中,坚持贯彻重视实验的思想,这对于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葛洪阅读大量医书,并注重分析与研究,在行医实践中,总结治疗心得并搜集民间医疗经验,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百卷著作《玉函方》。由于卷帙浩繁,难于携带检索,便将其中有关临床常见疾病、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而成《肘后救卒方》3卷,使医者便于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故此书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p><p>他对以前的神仙思想进行了总结,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在道教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p><p>他发现了汞的氧化还原反应。他是第一个将狂犬的脑子敷在狂犬病人伤口上来医治狂犬病的人。</p><p>宁波灵峰寺有一座葛仙殿,葛仙殿供奉的是葛洪的塑像。东晋咸和二年(327年),葛洪来到这里炼丹。在他隐居灵峰山的时候,瘟疫流行,葛洪广采草药,制药布施,使众多百姓起死回生。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到初十是灵峰寺香火最旺的日子,因为传说中初十是葛仙翁的生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纪念这位悬壶济世的仙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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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
<h2><strong>人物生平</strong></h2><h3><strong>出身名门</strong></h3>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h3><strong>家道衰落</strong></h3><p>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p><h3><strong>发奋著述</strong></h3>皇甫谧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p>明朝嘉靖年间,皇甫谧得以从祀景惠殿三皇庙。&nbsp;</p><h2><strong>历史评价</strong></h2><p>司马炎: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nbsp;</p><p>房玄龄等《晋书》:①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nbsp;②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nbsp;</p><p>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p><h2><strong>史书记载</strong></h2><p>皇甫谧,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39;三牲之养,犹为不孝。&#39;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p><p>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p><p>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p><p>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p><p>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p><p>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p><p>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p><p>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p><p>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p><p>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p><p>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穨,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p><p>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p><p>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p><p>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p><p>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p><p>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p><p>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p><p>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39;束帛戋戋&#39;,《易》之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39;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9;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p><p>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p><p>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p><p>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p><p>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p><p>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p><p>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p><p>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nbsp;</p><h2><strong>籍地之争</strong></h2><p><b></b></p><p>皇甫谧的家乡安定郡也几易其主,成为封建势力争夺的焦点。连年征战,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汉初的14万多锐减到2万多。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几乎成为无人旷野,曹操《蒿里》诗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好反映了这种残败的景象。</p><p><b>安定朝那今何在</b></p><p>既然古今资料都把皇甫家族的故里定格在“安定朝那”这个地方,此地究竟在哪里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和今甘肃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朝那县地望今又何所指呢?经查《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近朝那城,故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踞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朝那塞。</p><p>今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有一个古城镇。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故名。而且位于该镇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处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保存下来。1977年,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他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谭其骧是最早在其研究成果中反映这一新观点的人。</p><p>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城位置的记载,在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的“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古城镇之古城遗址,这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也记:“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东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p><p>考证朝那地望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中早有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域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再考之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东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括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湫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的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p><p>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湫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的公认,古朝那县治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置疑的事。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据此可以断定安定朝那在今宁夏彭阳县境内已无可争辩。<b><br/>  </b><b>史书记载</b></p><p>据《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西汉王朝被王莽政权取而代之,光武帝刘秀起兵中兴,建立东汉,羌汉战争与东汉政权与生俱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东汉中期,愈来愈烈,汉安帝刘枯即位以后于公元107年,不得不下令罢西域都护府。接着于公元110年令金城郡徙襄武,公元111年,又诏陇西也徙襄武,安定徙美阳(今歧山),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治衙于今白水或榆林。而关于属县迁徙,地方志也有详细记载。《平凉县志》记,西汉时,平凉西面的乌氏,南面的朝那随安定郡迁于美阳。这里说朝那在平凉的南部似乎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朝那县东移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次迁徙,可称历史上的大迁徙,除过官衙迁徙以外,连百姓也一同迁移,“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就是说,这次迁徙时割完了地里的庄稼,推倒了百姓的房屋,将院墙也夷为平地。当时又遭干旱与蝗灾,庄稼无收,饥浮遍地,再加上逼民内迁时,驱赶劫掠,流离分散,弃捐老弱,使百姓死亡大半,形成了曹操《蒿里诗》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残败景象。</p><p>过了18年,即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4年),由于边境羌事稍安,尚书虞诩上书,顺帝下诏安定、上郡、北地还旧土。</p><p><b>四、皇甫谧故里出现差错和误解的原因是什么</b></p><p>(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所著《读史方舆记要》之误为根源</p><p>由于顾祖禹误把唐朝的原州错定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应是宋朝原州),又把汉代萧关与唐代萧关县混为一谈,再误认为古朝那城在平凉府之东南。结果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州东南”的方位就被人为整体向东南移位了,于是古朝那就从宁夏彭阳县向东南移到甘肃灵台县去了。</p><p>(二)建置迁移造成后人误解</p><p>误解之一,东汉间,由于形势所迫,安定郡曾一度移治于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便认为其属县朝那也随迁到临泾一带了。而实际上,从东汉末到魏晋时期,朝那县仍在原地(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与鹑觚县(今甘肃灵台县)同归迁到临泾的安定郡管辖。误解之二,后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原州朝那县最终从今宁夏彭阳古城镇正式迁往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但这已是皇甫谧故世253年以后的事了,它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故里、籍贯就是今灵台县。</p><p>(三)皇甫家族后辈迁涉所致</p><p>皇甫氏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散落到古城周近各地或是更远省区分居,这是很正常的事。各地的分支族人,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情结,往往在新家园建祠、修祖坟,甚至把原籍的一些重要地名移植到新居地区,这是中外常见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就连关于我国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等圣贤的地名,不也是多处出现,几省并存吗?但是,不论怎么说,祖居发祥之地和故里只能是一个地方。</p><p>皇甫谧的故里在今宁夏彭阳县,证据充足,不容人为制造讹误,应还历史的真相。</p><h2><strong>人物影响</strong></h2><h3><strong>意志品德</strong></h3><p>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并激励着后人。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p><h3><strong>医学贡献</strong></h3>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新安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p>人们不禁会问,皇甫谧面对血腥风雨、贫病交加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什么会不被高官所动,不为富贵而移,迎风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书立说,成为千古学者?也许我们从他的宇宙观即哲学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本质,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述和专著,但从他传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观点。</p><p>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p><p>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p><p>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p>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p>《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到如今,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p><h3><strong>文学贡献</strong></h3>皇甫谧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累官不仕,专一著述为务,仅是一名平民学者,而著书之丰,确是魏晋首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纳,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并对“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三皇”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把中国历史起源的时间提前到上古时代;对前人以及《史记》中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对历史上地方名称的前后变更及一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考证;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将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钱熙祚曾评价“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缺,所引《世本》诸子,今皆亡逸,断璧残圭,弥堪宝重”。(清钱熙祚·《帝王世纪序》)<p>《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释劝、笃终三论,高士、列女等传,《三都赋序》,并诗诔赋颂,藏珍纳萃,字字珠玑,在文学领域独树—帜。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会教育作用,要比“美”和“丽”更重要,反对言过其实,浮夸竞兴,博言空类。且许多文章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文章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哲学观点</p><p>他继承了先秦以来一元论的哲学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p><p>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的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晋书·皇甫谧传·笃终论》)正是这个道理。</p><p>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离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针灸甲乙经》卷六),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别人食物等。准确的表达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主义观点。</p><p>皇甫谧不仅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盛衰荣枯和社会历史的演化和进步。他在《甲乙经五脏变腧》中说:“故阴阳者,万物之始终,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谧·释劝论》)。还认为事物矛盾双方不停地转变,促成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释劝论》中,他进一步阐述阴阳转化的观点“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阴阳不断转化,同时又互相制约。表达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p><p>因此,皇甫谧累诏不仕的原因,主要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看到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旋涡的险恶,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不愿意跻身权贵,踏入仕途,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认为王朝的更迭和代替,表明社会的进步,而这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腐朽和黑暗只是社会进步中逆转的浪花,终究会被冲刷的一干二净。人的活动必须顺时而动,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p><h2><strong>影视形象</strong></h2><p>2015年电视剧《皇甫谧传奇》:陈浩民饰演皇甫谧。&nb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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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

随父学医

李时珍,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518年7月3日)生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

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言闻是当时名医,曾任太医院例目。当时民间医生地位低下,生活艰苦,其父不愿李时珍再学医药。李时珍14岁时随父到黄州府应试,中秀才而归,李时珍出身于医生世家,自幼热爱医学,并不热衷于科举,其后曾三次赴武昌应试,均不第,故决心弃儒学医,钻研医学。23岁随其父学医,医名日盛。 

太医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38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任职一年,便辞职回乡。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编写《本草纲目》打下基础。这期间,李时珍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包括《本草品汇精要》。与此同时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开阔了眼界,丰富知识。 

东璧堂行医

东璧堂是李时珍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从太医院还乡后创立的堂号,辞官返乡后坐堂行医,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堂号,创立了东璧堂。

潜心著述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其间,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百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有研究,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今阳新县)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为了找到真正的蕲蛇,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人家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对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龙峰山有个狻猊(Suānní)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说得简明准确。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鲮鲤,即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也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经过27年的长期努力,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初稿,时年61岁。以后又经过10年做了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去世。万历二十五年(1596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 

李时珍的著作尚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 

《本草纲目》

李时珍借用朱熹的《通鉴纲目》之名,定书名为《本草纲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着手编写,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三易其稿始成,前后历时27年。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书中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这种分类方法是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2011年5月,金陵版《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濒湖脉学》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中医典范之作。 

露水

释名在秋露重的时候,早晨去花草间收取。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用以煎煮润肺杀虫的药剂,或把治疗疥癣、虫癞的散剂调成外敷药,可以增强疗效。

①白花露:止消渴。

②百花露:能令皮肤健好。

③柏叶露、菖蒲露:每天早晨洗眼睛,能增强视力。

④韭叶露:治白癜风。每天早晨涂患处。

明水

释名:亦称方诸水。方诸是一种大蚌的名字。月明之夜,捕得方诸,取其壳中贮水,清明纯洁,即是方诸水。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用以洗眼,可以去雾明目,饮此水,还有安神的作用,亦去小儿烦热。 

浆水

释名:亦名酸浆。粟米煮熟后,放在冷水里,浸五、六天,味变酸,面上生白花,取水作药用。但浸至败坏,则水有害。气味甘酸、微温、无毒。

主治:上吐下泻(浆水煎干姜饮用),过食腊肉,致筋痛肚闷(浆水煎粥吃,加少量老鹰屎,效果更好),手指肿痛(浆水加盐泡患处,水冷应换热),脸上黑痣(每夜用热的浆水洗脸,再用布揩红,以白檀香磨汁涂擦),骨鲠在咽(慈石经火煅醋淬后,加焙过的陈橘红和多年浆水脚,做成丸子,如芡子大,每次含咽一丸)。

浆水还能调中引气,开胃止渴,解烦去睡,调理脏腑,利小便。 

腊雪

释名:取霜法,用鸡毛扫取,装入瓶中,密封保存于阴凉处,虽成水液,历久不坏。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腊雪用瓶密封贮存,放阴凉处,数十年也不坏。腊雪有益于菜麦,又能杀虫蝗,用以浸五谷种,则耐旱而不生虫,洒家具上,能驱苍蝇,淹藏一切水果和食品,崐可免蛀害。春归有虫,雪水容易腐败,所能不能入药。

附方:腊雪能解一切毒。治时气温疫、酒后暴热、小儿热狂啼等。亦治黄疸,但服时须稍加热。腊雪洗眼,能退眼红;煎茶煮粥,可以解热止渴;涂抹痱子有效。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赤白痢,腹内热毒绞痛,下血。取干土,水煮开三五遍,沉淀去滓,暖服一二升。黄土又解诸药毒。如中肉毒、合口椒毒、野菌毒等。治小儿乌纱惊风(惊风一种,全身现乌黑色)。用黄土一碗、陈醋一杯,同炒。炒热后,用布包好,熨小儿全身,直达脚下,刺破为宜。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用黄土溶水中,取上面清液洗眼。肉痔肿痛。用向阳的黄土、黄连、皮硝各一两,调猪胆汁,同研如泥,做成枣大团丸,塞进肛门里。过一夜,团丸随大便排出。用药时,须内服乌梅黄连二味丸。跌打损伤。用黄土五升,蒸热,分两包轮换熨伤处。勿使包冷,但也不宜太热,恐烫伤皮肉。此方神效,跌至气绝欲死者,往往可以救活。蜈蚣或其他毒虫螫伤。取黄土掺敷或用醋调土涂擦。 

东壁土

释名:古旧房屋东边墙上的土,叫东壁土。气味甘、湿、无毒。

主治:

①突然心痛。用陈年东壁土、枯矾各二钱,共研为末,制成密丸,艾汤冲服。

②吐泻烦闷,药物中毒,中乌头毒等。用陈年东壁土煮汁饮下。

③目中翳膜。用东壁土细末每日点膜上,以泪出为好。

④脱肛。用皂荚磨粉,和东壁土细末,炒热,装入布袋,趁热熨肛门突出部。

⑤痱子痒。用东壁土干粉末扑之。

⑥耳疮唇疮。用东壁土和胡粉敷上。

⑦瘰疬流水。用老茅屋厨房里土墙上的土,研末,加轻粉调敷,半月可愈。

⑧各种恶疮。用东壁土、大黄等分(即一半即一半的意思),滴水华水调匀,搽疮上,干了再擦。

⑨背痈。用烟熏的东壁土,加黄等分,用蚬壳粉(蚬,一种小螺,生湖沼泥地,通称砚子)加东壁土末涂敷。 

锻灶灰

释名:指煅铁炉中的灰,含有铁的作用。气味辛、苦、微寒、无毒。

主治:

①症瘕结块。苏恭指出:治突然长起来的结块有效。

②产后阴脱。用紫色锻灶灰,加羊脂,充分和匀,布包好,在火上烘热,熨患处,推纳使上。

菊枕

《本草纲目》记载用怀菊花做枕,可明目。且对中风、面瘫、破伤风、小孩惊风、恶风湿痹(关节炎)等都有好处。

主治:

①风热头痛。用菊花、石膏、川芎各三钱,共研为末。每服一钱半,茶调下。

②膝风痛。用菊花、陈艾叶作护膝。

③病后生翳。用白菊花、蝉蜕,等分为末,每用二、三钱,加蜜少许,水煎服。

④妇女阴肿。用甘菊苗捣烂煎汤,先熏后洗。

⑤眼目昏花。用甘菊花一斤、红椒(去目)六两,共研为末。加淅地黄汁和丸子,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临睡时茶送下。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进〈本草纲目〉疏》 

死人诊活

一天,李时珍和大徒弟王广和来到湖口,见一群人正抬着棺材送葬,而棺材里直往外流血。李时珍上前一看,见流出的血不是淤血而是鲜血,于是赶忙拦住人群,让抬棺材的人停下来,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李时珍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反复劝说,终于使主人答应开棺。先是进行了一番按摩,然后又在其心窝处扎了一针,不一会儿,就见棺内的妇人轻轻哼了一声,醒了。不久之后,这名妇女又顺利产下一个儿子,原来这名妇女是因难产而陷入假死。 

活人

李时珍还可以“活人断其死”的。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大吃大喝后,纵身翻越柜台,请李时珍诊脉,李时珍告诉他,小兄弟,你活不了三个时辰了,请赶快回家去。众人都不信,那个药店老板的儿子更是大骂不止。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时辰,这个人便死掉了。原来是此人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 

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名叫曼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李时珍为了寻找曼陀罗花,离开了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了独茎直上高有四、五尺,叶像茄子叶,花像牵牛花,早开夜合的曼陀罗花,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性能,亲自尝试,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不可能起解毒作用的,如果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 

善对

李时珍自幼聪颖善对,还没上学就跟着父亲认熟了好多字。刚入学时,私塾先生望着被树木环抱的远山,出了上联:“远声隔林静。”李时珍当时虽然只有八岁,但见朝霞分外明媚,过往旅客早已登程,便脱口对道:“明霞对客飞。”有位药铺主人,膝下有一个女儿,聪慧而美貌,为了给女儿选择一个才华出众的男子结为伴侣,决定用药名作上联征婚:“玉叶金花一条根。”许多求婚者望联兴叹。其中有一位姓马的青年为人忠厚,只是略欠文采,他不得不求李时珍帮忙。李时珍少年助人为乐,脱口对道:“冬虫夏草九重皮。”铺主见马公子比较英俊,又交给他一副上联,限一天对上。这上联是:“水莲花半枝莲见花照水莲。”马公子只得二请李时珍对出下联:“珍珠母一粒珠玉碗捧珍珠。”铺主看后非常高兴,随即再出上联“白头翁牵牛耕熟地”,限半天对出。马公子无奈三求李时珍。李时珍为了成全这桩婚事,稍假思索,用“天仙子相思配红娘”作下联。铺主十分满意,当即答应订婚。 

鼓子花药性

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过了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借故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投宿在一个驿站,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个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李时珍上前询问,马夫告诉李时珍,他们赶车人,整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李时珍将马夫介绍的经验记录了下来: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 

巧用炼金术

嘉靖皇帝迷信仙道,祈求长生不老。方士看准了皇帝的心意,便大炼不死仙丹,取悦皇帝,因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炼丹热潮,但不少人因服用仙丹后中毒死亡。

李时珍知道仙丹多用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炼取,含有毒素,于是疾呼:“丹药能长寿的说法,决不可信。”并列举服食丹药后死亡的例子,但有方士反驳说:“古代药书上说,水银无毒,服食可以成仙,是一种长生药。”李时珍认为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可以参考,但一定要经过分析,不能尽信书上所说的。

李时珍虽然坚决反对服食仙丹,却以科学的态度应用炼丹的方法。他亲自研制水银来医治疮疥等病,又利用炼金术烧制外用药物,他还把研究的数据记载在《本草纲目》里。 

兄弟二人学中医

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李言闻就常把两个儿子带到自己充当诊所的道士庙“玄妙观”中,一面行医,一面教子读书,不时让孩子们帮助誊抄一下药方。李时珍耳濡目染,对行医的知识技能越来越熟,兴致也越来越浓,常常偷空放下八股文章,翻开父亲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尔雅》中的《释草》《释木》《释鸟》《释兽》等篇,他都背诵如流。

一天,李言闻应病家之邀,带着长子出诊去了,玄妙观中只剩下时珍一人。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个是火眼肿痛,一个是暴泄不止。李时珍思索了半晌,说告诉他们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不先给开个方子试试,那泻肚子的病人难受极了,就同意了。李时珍便果断地开方取药,打发病人走了。李言闻回到家中,发现了小儿子开的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问李时珍开的药方,李时珍小声回答了。李言闻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这才知道,儿子不仅读了不少医书,还能在治病实践中加以运用,对症下药,确实是块当大夫的材料,心中不觉又惊又喜。这时,做兄长的果珍在旁边听着弟弟大谈药性,十分羡慕,暗自下决心定要干件漂亮事,让父亲看看谁的医道高明。

事有凑巧,没过几天,又有两个眼痛和痢疾病人前来就诊,而那天正好只有果珍一人在诊所。他一见这两人和弟弟说起过的那两人病情-样,便不假思索,依照弟弟的方子作了处理。不料,第二天一早,这两个病人就找上门来,说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要李言闻看看是怎么回事。果珍在一旁不敢隐瞒,只好如实相告。李言闻一听就连呼“错矣”。果珍还不服气,李言闻告诉儿子,有的病症看上去差不多,实质却不一样。接着,把为什么那天时珍要以艾草为主药,而今儿这两个病人却应该以黄连为主药的道理讲了一遍,把李果珍说得心服口服。 

巧辨药性真伪

李时珍20岁那年,蕲州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洪水刚过,瘟疫开始蔓延。

这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一帮人闹闹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告诉李时珍,他爹吃了这江湖郎中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去找他算账,郎中硬说药方没错。让李时珍给看看。说完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过,又放在嘴里嚼嚼,告诉他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日华本草》的记载把漏蓝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

不久,又有一位医生为一名精神病人开药,用了一味叫防葵的药,病人服药后很快就死了。还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精的补药,也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几种古药书上,都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钩吻说成是同一药物,而狼毒、钩吻毒性都很大。毫无疑问,古医药书籍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若不及早订正,医药界以它们为凭,以讹传讹,轻者耽误治病,重者害人性命。 

尝遍百草

李时珍担任了太医院的医官时,多次向院方提出编写新本草的建议。然而,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无端的讥讽挖苦与打击中伤。李时珍很快便明白,这里绝非自己用武之地,要想实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走自己的路。一年后,他毅然告病还乡。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34岁的李时珍着手按计划重修本草。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还比较顺利,但写着写着,问题就来了:所谓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代称。它包括花草果木、鸟兽鱼虫和铅锡硫汞等众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可以说是以植物为本,所以人们又将药物直称为“本草”。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到李时珍诞生前的400余年间,历代本草学家都有不少专著问世,但却从未有一部能概括这一时期药物学新进展的总结性著作。李时珍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却仍未料到,药物是那样的多种多样,对它们的性状、习性和生长情形,很难全部心中有数。比如,白花蛇,同竹子、艾叶,本是蕲州的三大特产,可以主治风痹、惊搐、癞癣等疾病,是一味贵生药品。李时珍曾跟着捕蛇人亲自上山,捕捉到一条白花蛇,仔细一看,果然和书上讲的一模一样。

从此,李时珍丢下书本,走出家门,深入山间田野,实地对照,辨认药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种田的、捕鱼的、打柴的、狩猎的、采矿的,无不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为他提供了书本上不曾有过的丰富药物知识。 

与婆婆治病

李时珍一路考察,一路为父老乡亲们治病,深受人们尊敬与依赖。有位老婆婆,患习惯性便秘达30年之久,虽多方治疗,终不见效。李时珍运用从民间学来的偏方,以适量的牵牛子配成药,很快就治好了她的病。还有个妇女鼻腔出血,一昼夜都止不住,怎么治也不见效。李时珍用大蒜切片敷贴患者足心,不大工夫血就不流了。这个方子,也是他从民间采得的。 

雨湖传说
  李时珍出生那天,他的父亲李言闻正在雨湖上打鱼。平常运气还不错,这一次却连下几网都一无所获,李言闻很丧气。最后一网拉起来感觉沉甸甸的,心中暗喜,以为是条大鱼,原来是一块大石头。李言闻叹道:石头呀石头,我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为何捉弄我?叫我愁上加愁。石头突然也说话了:石头呀石头,前来贺喜不用愁。先生娘子快落月,不知先生有何求?原来这石头就是雨湖神。李言闻急忙赶回家,正好李时珍生下地,于是给他起名叫“石珍”。当晚李言闻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仙人铁拐李前来道喜说:“时珍时珍,百病能诊。做我高徒,传我名声。”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本草纲目·序》称之为“性理之精蕴,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籍,臣民之重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神农本草经》而下“集本草者无过于此”。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李时珍陵园

李时珍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李时珍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在其故里蕲州城东南面风景秀丽的雨湖之滨修葺了墓冢,建成了\"李时珍陵园\"。陵园由本草碑廊、纪念展览、药物馆、百草药园、墓园五大部分组成,1982年,定为中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李时珍塑像,通高4.35米,底座镌刻郭沫若亲笔题词。塑像后并列有两座墓冢,东侧为李时珍与其妻吴氏合葬墓,墓前有其子李建元、建中在明万历癸巳年(1539年)中秋所立的墓碑;西侧为其父李言闻与母张氏合葬墓,底径均为6米,高约2米。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建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纪念馆仿古大门上镶嵌着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7月8日亲笔题写的馆名。纪念馆的展品主要有历史文物、文献、药物标本、图表、照片、画像、雕塑等1000余件,形象系统地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和《本草纲目》的伟大成就。藏品中有诸多古籍善本,自明清以来《本草纲目》各种版本弥足珍贵。 

长沙李时珍塑像

1983年,李时珍的塑像在湖南长沙落成,系由恢复高考后湖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捐给母校,塑像由中国著名雕塑家朱惟精亲自创作设计,湘雅医学院老校长、中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张孝骞亲笔题词:“精研医学,勤学先贤,为民服务,又红又专”。湖南塑像位于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院内,毗邻美丽的湘雅医学院近代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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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

1、《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1.《张仲景》

2.《张仲景用方解析》

3.《张仲景医方精要-金匮篇》

4.《张仲景医方精要-伤寒篇》

医圣——张仲景

5.《张仲景方剂学》

6.《张仲景药物学》

7.《张仲景方剂现代临床应用》

8.《张仲景疾病学》

9.《张仲景方剂实验研究》

10.《张仲景方方族》

11.《张仲景养生学》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

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一个当时主流社会的异类,在仲景《伤寒论》的序中,听到了他那愤世嫉俗的悲叹。他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被后世一致奉为经典著作。但在当时可能是名声不彰,因此正史中没有他的地位。

仲景撰写《伤寒论》的时候,参照了《汤液经法》等等前经方典籍。《伤寒论原序》有“撰用”二字,不过,经扬绍伊先生、钱超尘先生和李茂茹先生等考证证实“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个字为王叔和加入。进一步证实了《伤寒论》主要内容来自《汤液经法》。

张仲景也在阴阳学说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证辨证诊治方法。仲景将蛮荒年代野性思维的结晶与当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方证辨证,这种另类思维的珍贵性。所以在整理过程中尽量保存了《汤液经法》中方证的原貌。

杨绍伊认为,《汤液经法》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据此“论广”,故原文一字无遗存在于《伤寒论》中。而对于《汤液经法》中传统的文化思维的道家色彩并不认同,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就是明证。

由于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市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丸,外边涂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东汉年间,南阳有个府台,他干了很多坏事,人们气恨他,巴不得找个出气的机会。

这年,府台的女儿有病了,一连几个月,遍求名医,也治不好病。这天,府台派家人去请张仲景,来给女儿看病。那阵子,伤寒病正游行,张仲景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给老百姓医病,只有儿子在家。他们就把张仲景的儿子请了去。

张仲景的儿子常年随他学医,也是个知名的郎中。他来到府衙,询问了小姐的病情,府台夫人没张嘴,泪就先落下来:“唉呀!她面黄肌瘦,茶饭不进,还不住歇地呕吐呢!”说着说叫女儿诊脉。

那时候,年轻郎中给女子看病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只好从帘帏中牵出一根红线,一头拴在小姐的中指上,一头让张仲景的儿子拉着,放在耳朵边静听。他仔细听了好久,心里不觉好笑:哈哈!就这病竟没人看得出吗?

原来府台的女儿是怀孕啦!可他并不知道“病人”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高声朝着府台说:“恭喜大人!小姐没有啥病呀,她是喜脉!你快要当外爷了!”

府台一听气得浑身乱颤,嚎叫道:“混帐东西!纯是一派胡言,快把他赶出去!”家人一拥而上,把他痛打一顿,赶出了府门。

晚上,张仲景回来听了,心里十分气愤,他问儿子:“你果是看得真?”

儿子说:“确确实实是怀孕,已经八、九个月啦!”

张仲景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府台,干尽了坏事,明天找他出气去!”

第二天,张仲景吆喝着邻居,带着礼品,来到府衙,正赶上全城绅士和名流在那里议事。张仲景见府台施一礼,说:“不肖之子医理不明,口出不逊之言,望大人海涵!今天,一来赔礼道歉,二来我要亲自给令爱诊脉医病!”

府台一听大喜,忙说:“贱女区区小痒,何劳先生大驾呀!”说着就要设宴款待。

张仲景说:“还是先给令爱诊病要紧。”府台忙叫佣人把女儿请出来。

张仲景观那女子气色,早已明白了几分。暗用右的小姆指甲剜了一点药,藏在宽大的袖中,然后端坐给小姐抚脉。

张仲景一抚脉,果然此妇向孕六七个月啦!就对病人说:“张开嘴巴,看看舌苔!”小姐刚张开嘴,他就弹动右手小姆指,把药弹进小姐嘴中,又叫端来开水,小姐喝了。张仲景这才笑呵呵地对府台说:“药到病除,送令爱到耳房观察,一会儿就会好的。”

府台十分感激,摆上酒宴招待。他刚端起酒要敬张仲景,耳房边传来了小姐的呻吟声,府台有诧异,张仲景说:“这是药力到了,你放心,令爱顷刻就会痊愈的!”

话音未落,只听哇哇的婴儿哭声从耳房传来。府台和夫人猛地惊呆了,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些绅士名流也惊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暗暗发笑。

张仲景拍案而起,哈哈大笑,指着府台说:“现已真相大白你们口口声声礼义廉耻,干的却是男盗女娼呵!”府台和夫人听了,气得晕了过去。张仲景为百姓们出了气,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象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当初张仲景在长沙任职的时候,就在平时经常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众的爱戴。退休以后,长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乡去看望。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张仲景也是人,不是神。

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

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张仲景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使他接应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

后来,人民为了纪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这些医生也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堂药店”,这就是中医药店称“堂”的来历。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205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伤寒杂病论》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证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1、农历正月十八张仲景诞辰大型纪念活动。
  2、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民俗祭祀活动。
  3、每年举办一次张仲景医药科技文化节。

医圣祠

医圣祠,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第三大城市南阳市城东温凉河畔,它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被人们尊为"医圣"的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圣祠座北朝南,占地约17亩,其始建年代无确考,后经明、清多次扩建。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祖国医学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曾多次拨款对医圣祠进行修葺。现大门为仿汉建筑,一对子母阙耸立门前,气势宏伟,金碧辉煌,阙上的彩绘朱雀傲视蓝天,翩翩欲飞,医圣祠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院有山门、中殿、两庑;偏院有医圣井、医圣桥、素问亭等。大门内十米许为张仲景墓。

涅阳

张仲景故里位于中原服装名镇穰东镇的张寨村,东南现立高3米,宽0.65米的“医圣张仲景故里”碑一通,1993年,穰东镇政府划该镇仲景路东端6600平方米,作为张仲景纪念地。外围筑1.5米高透景护拦墙,纪念地内建张仲景纪念塔及医圣宫。塔为齿形四柱,自下而上,逐渐收敛交合为顶。塔顶有转盘彩灯两层,共计塔高30米。塔内耸立10米高的医圣汉白玉塑金雕像,医圣右手握《伤寒杂病论》,左手持中药灵芝。像前设敬拜医圣台。医圣纪念塔下,建医圣宫两层。一层为地宫,占地300平方米,内设医圣:从小立志、茅山求教、研究中草药、针炙八卦传统治疗、发明人工灌肠术、发明人工呼吸术等20尊学习、创作、发明塑像,宫壁皆绘汉画图。医圣宫第二层,建筑面积80平方米。内设医圣长沙大堂行医塑像五尊,晚年著《伤寒杂病论》塑像两尊。一宫壁记载医圣故里简介及医圣宫简介。宫外围,三面建仿古式单层仲景医院。医圣雕像正面一侧,设左右石梯,可拾梯而上至宫顶纪念塔,石梯有石柱、石狮、石栏板构成。两梯下端正中立“医圣故里碑”一通。碑高2.5米、碑后筑有香台。

张仲景故里,张寨村位于邓州市穰东镇西1.5公里。

张仲景纪念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筹建凉亭、拱桥、假山、药葫芦塘等建筑设施。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 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 汉代以后, 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 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 特别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 影响很大. 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 大部分仍是张仲景

以后的中医医学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

情形介绍:

一、张仲景医学影响:《医学三字经》·< 附录阴阳识一字便可为医说>:天地间有理有数,理可胜数,则有学问之医,远近崇之,遂得以尽其活人之道。然仲景为医中之圣,尚未见许于当时,观《伤寒论》之序文可见,犹宣圣以素王老其身,天之意在万世,不在一时也。仲景之后,名贤辈出,类皆不得志于时,闭门着书,以为传道之计;此理数之可言而不可言者矣。

二、张仲景对医学生学医的愿望:《伤寒论·张仲景原序》:“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三、张仲景医学传世:《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伤寒论》是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金匮要略》是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

情形解析

“然仲景为医中之圣,尚未见许于当时”,从张仲景医学传世情形可知,深远的影响也在后世。如“天之意在万世,不在一时也。仲景之后,名贤辈出,类皆不得志于时,闭门着书,以为传道之计”。

情形讨论:

从《医学三字经》指出的“活人之道”一语道明确医学的重要性及用途,医是面对生死的事。坚守活人之道,是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张仲景对医学生的愿望是“多闻博识,知之次也。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坚持博识尚术,是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张仲景医学传世“《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成《伤寒论》;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这几点说明珍惜古书并且整理、发展、创新医学著作,是高尚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坚守活人之道,坚持博识尚术,发展、创新医学著作,是张仲景治学精神,万望后生们谨守之。要明白医学是一种学说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崇尚博识而防止“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对《道德经》《易经》《史记》《汉书》等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中医学说需要继续训诂、发展、创新,如张仲景在创新医著时参考过的《素问》《九卷》,其中还有很多学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且因《黄帝内经》在编著、流传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通假字、错别字、脱简字、又经后世医家补编、重组等情形,又因解读方法还是源用旧制,其中有的直接导致了学生对内经曲解,务必要继续进行整理、注明、论证等。因此建议大学本科毕业生们志愿转从医学者,进入医学院校重读大学之后参加医疗实践活动,且国家给予资助以推动中医学说的发展、创新。观汉代张仲景、明代朱丹溪、清朝薛生白等医学流派大家,除具备聪明资质都是具备了很丰富的中文知识的,是推动了中医学说的发展、创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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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

孙思邈幼年体弱多病,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他自幼聪明过人,通百家之说,崇尚老庄学说,兼通佛典。他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享年102岁。 

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二十四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特别是论述医德思想、倡导妇科、儿科、针灸穴位等都是先人未有。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曾上峨嵋山、终南山、下江州,隐居太白山等地,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他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祖国的中医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

据《法喜志卷二》载:“孙思邈,华原人,幼聪慧,日记万言。独狐信异之曰。圣童也。善老庄。兼通阴阳。推步医药。于释典无所不究。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召至京师。时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称疾还山。尝手写华严经。太宗问邈曰。何经为大。对曰。华严经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译大般若经六百卷。何不为大。而八十卷反为大乎。对曰。华严法界具一切门。于一切门中可演出大千经卷。般若经乃华严之一门耳。帝悟。”孙思邈被佛教尊为药师佛化身。

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晚年隐居于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五台山(药王山)专心立著,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影响最大,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深远。

孙思邈非常推崇道家学说据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 孙思邈)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

孙思邈医德高尚。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道家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医学家。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多次推却做官召请。隋文帝时,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欲授于爵位,唐高宗欲拜谏议大夫,他都固辞不受,一心致力于医学。

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中外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此颂元代勒石,当系后人附会之辞。

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现今我国各地都有祠堂纪念。陕西耀县药王故里孙原村现存有药王孙思邈诞生遗址、幼读遗址、药王墓及孙氏茔园,药王碑苑和宏伟壮观的药王纪念中心药王祠堂,每年农历二月二开展规模宏大的药王孙思邈文化节纪念活动。平时有来自日本、台湾、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孙思邈7岁的时候,就认识一千多字,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20岁的时候对《老子》、《庄子》以及佛教经典已经无所不通了。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

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精通道家典籍,被人称为“圣童”。

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

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7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

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应允,尔于情面就推荐了自己的徒弟刘神威,说徒弟好学,年轻有为,高宗就应允后立即安排刘神威进了太医院。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后怎么也应该在627年后召见的孙思邈。按传说 孙思邈出生于541年的话,此时的他应该已经80多岁高龄了。再者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二十二岁。次年(650年)改元永徽。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孙思邈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

孙思邈的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千金翼方》三十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记载药物八百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辩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症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倍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洋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史载其著作计三十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系我国著名医学著作。

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据记载: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药王孙思邈对我国医药学贡献的“二十四个第一”

1. 医学巨著《千金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

2. 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

3. 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儿科的人;

4. 第一个麻风病专家;

5. 第一个发明手指比量取穴法;

6. 第一个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

7. 第一个将美容药推向民间;

8. 第一个创立“阿是穴”;

9.第一个扩大奇穴,选编针灸验方;

10.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

11.第一个提出多样化用药外治牙病;

12.第一个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

13.第一个提出“针灸会用,针药兼用”和预防“保健灸法”;

14.系统、全面、具体论述药物种植、采集、收藏的第一人;

15.第一个提出并试验成功野生药物变家种;

16.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

17.首用胎盘粉治病;

18.最早使用动物肝治眼病,动物肝富含维生素A

19.第一个治疗脚气病并最早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 早一千年,彀树皮富含维生素B1;

20.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

21.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22.首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

23.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民间,向群众和同行虚心学习、收集校验秘方的医生;

24.第一个发明导尿术 

孙思邈,历来被道、儒、佛三家所尊重。以其名载录的书籍很多,有节纂和托名者也不少。孙思邈的主要著作遗存,根据史书、方志、典籍、道藏、医著、碑石等文献资料记载约有90余种,其中已考订基本确定为托名者71种。

据《旧唐书》载: “自注《老子》、 《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世,又撰《福禄论》三卷, 《摄生真录》、 《枕中素书》、 《会三教论》各一卷。”又据《耀州志》载孙思邈: “《老子注》,《 庄子注》, 《千金方》三十卷, 《千金翼方》三十卷,《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月令》三卷,《千金养生论》一卷, 《养性延命集》二卷,《养生杂录》一卷,《养生铭退居志》一卷, 《 禁经》二卷, 《神枕方》一卷,(伍脏旁通道养图》一卷, 《医家要钞》五卷。 《唐书》(指新唐书)与《道藏》及《通志略》中载孙思邈书尚有二十余种,皆道家者言,疑道流依托也,不尽载。”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文子》一书(别称《通玄真经》),原文如下: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医学人物。

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 

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怀孕已十多个月不能分娩,反而患了重病,卧床不起。虽经不少太医医治,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太宗每日愁锁眉头,坐卧不宁。

有一日,唐太宗理完朝政以后,留大臣徐茂功问道:“皇后身患重病,经太医不断诊治,百药全无效果。卿可知哪里有名医?请来为她继续治疗才是!”徐茂功闻言,便将孙思邈推荐给太宗说道:“臣早听说华原县(今耀县)有位民间医生孙思邈,常到各地采药为群众治病,对妇儿科尤其擅长。疑难之症一经他手,都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以臣之见,还是将他召进宫来,为皇后治疗才好!”

唐太宗听过徐茂功的一番话后,表示同意。便派遣使臣马不停蹄,星夜奔赴华原县,将孙思邈召进了皇宫。

唐太宗见孙思邈已经来到,便立即召见了他,说道:“孙先生医术超群,有起死回生之功,皇后身患重病,昏迷不醒,特请先生前来治疗,若能好转,寡人定有重赏。”

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束缚,医生给宫内妇女看病,大都不能够接近身边,只能根据旁人的口述,诊治处方。孙思邈是一位民间医生,穿着粗布衣衫,皇后的“凤体”他更是不能接近的。于是他一面叫来了皇后身边的宫娥采女细问病情,一面要来了太医的病历处方认真审阅。他根据这些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已基本掌握了皇后的病情。然后,他取出一条红线,叫采女把线系在皇后右手腕上,一端从竹帘拉出来,孙思邈捏着线的一端,在皇后房外开始 “引线诊脉”了。

没有多大工夫,孙思邈便诊完了皇后的脉。原来,孙思邈医术神奇,靠着一根细线的传动,竟能诊断清人体脉搏的跳动。这就是他被群众称为神医的原因。

“万岁!民医已对病症经过了查问诊脉,诊断其为胎位不顺,民间叫做小儿扳心,故而难产十多个月不生,致使皇后身患重病。”孙思邈诊断完毕,向太宗禀告了病因。唐太宗听完以后,问道:“孙先生言之有理,但不知你打算怎样治疗?”孙思邈答道:“只需吩咐采女,将皇后的手扶近竹帘,民医在其中指扎上一针即见效果。”于是采女将皇后左手扶近竹帘,孙思邈看准穴位猛扎了一针,皇后疼痛,浑身一颤抖。不一会儿,只听得婴儿呱呱啼哭之声,紧接着采女急急忙忙跑出来说道:“启禀万岁,皇后被孙医师扎过一针后,产下了皇子,人也苏醒了!”

唐太宗闻言大喜,对孙思邈说道:“孙先生果真医理精深,妙手回春,确实是当代名医!今日医好中宫疾病,生了皇子,要算奇功一件,寡人有心留你在朝执掌太医院,不知你意下如何?”

孙思邈不愿在朝为官,立志漂泊四方为广大人民群众舍药治病,并撰写《千金方》济世活人。于是他向太宗陈述了自己的志愿,婉言谢绝了太宗赐给的官位。太宗听了,也就不好强求挽留。赐给他“冲天冠”一顶、“赫黄袍”一件、金牌一面、良马一匹和千两黄金、绸缎百尺。并大摆宴席,一来欢送孙思邈,二来庆贺皇后病愈生下皇子。但孙思邈又拒绝了太宗赐给的黄金绸缎。唐太宗深为孙思邈的高尚品德和为人处事的精神风貌所感动,同文武百官将他送出皇城,任他去名山大川采集药材,为黎民百姓救死扶伤,任何人不得阻拦。

唐太宗十分欣赏孙思邈,后来还曾亲临华原县五台山去拜访孙思邈,并赐他颂词一首。直到现在,药王山南庵内还留有唐太宗御道、“拜真台”、“唐太宗赐真人颂”古碑一通等。

唐朝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儿子,喜欢学习,擅长谈论辨名析理之学,典签卢照邻是他的布衣朋友,他经常声称,说:"我的命相就这样了。"卢照邻是范阳人,任新都尉,因为患有难医治的疾病,他住在阳翟的具茨山,编著并注释《疾文》和《五悲》。

卢照邻性情高雅颇具诗人风度,不料后来竟投颍水自杀身亡。卢照邻曾居住在景城鄱阳公主废弃的府第中。显庆三年时,唐高宗召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当时孙思邈也住在这里。孙思邈是华原人,当年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一点没有减弱。卢照邻见到孙思邈后伤感自己正在壮年,却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终日里困顿疲备,于是作《蒺藜树赋》,用来伤悼他与孙思邈二人之间承受自然的体质的差异。

卢照邻作的赋,词句极其美丽。孙思邈会算天象历法和摄生养性之术。卢照邻和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都用对老师的礼节待孙思邈。他们曾问孙思邈,说:"名医能治好病,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孙思邈说:"我听说通晓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体,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为本体,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黑天、白日轮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换更迭,这是大自然在运动。自然界中的大气,合起来就成为雨,流动的时候就成为风,散发开去的时候就成为露,紊乱无序时就成为雾,凝聚时就成为霜雪,伸展扩大成为虹霓,这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人体有四肢和五脏,醒着、睡时,呼出吸进,吐故纳新,精脉和气血循环。流动就是血气循环,显现出来就是人的气色,放出来的就成为声音,这是人体的正常运动。阳用它的精华,阴用它的形体,这是天与人相同的,及至它违背了这正常规律就要生病了。蒸就发热,不然就生寒,淤结就成为瘤赘,阻隔就成为痈疽,奔走过疾,就气喘嘘嘘用尽了精力,就会焦枯,根据表面的诊断,可以检查出身体内部的变化。从人体类比自然界也是这样。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变化,星辰运行中出现的差错,日蚀、月蚀现象,彗星的陨落,这是自然界的危险的征兆!寒暑颠倒,这就是外界的冷热失常啊。

石头竖起。泥土跳跃,这是自然界的瘤赘啊。山崩地陷,这是自然界的痈疽。急风暴雨,这是自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泽干涸,这是大自然的焦枯啊!良医用药物进行输导,用针灸治病救人;圣明的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于用贤任能来治理天下。所以身体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灾害,这全都是气数啊!"卢照邻说:"人世间的事情怎么样呢?"孙思邈说:"胆要大,心要小;智虑要圆通,行为要方正不苟。"照邻说:"怎么讲呢?"思邈说:"心是五脏的元首,它应该遵循规律办事,所以要谨慎。胆是五脏的将领,它必须坚决果断,所以胆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动如同天,所以要圆通,仁义的人沉静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

《诗经》说,'好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仿佛踩在薄薄的冰层之上,是小心。威武雄壮的武士,保卫着三公九卿,是大胆。'《传》说'不因为有利可图就返回去;不因为行仁施义就悔疚,就是仁义的人的方正不苟。'《易经》说'遇到机会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这就是明智人的圆通。'"卢照邻又问:"养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孙思邈说:"天有满有亏,人世间的事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如果不谨慎行事而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从来也没有过。所以讲求养性的人,自己首先要懂得谨慎。自己谨慎的人,长期以忧畏为根本。

《经》说,'人不畏惧灾祸,天就要降灾难给你。'忧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祸福的根本,吉凶的源头。所以读书人无忧畏,仁义就不存在;种田的人无忧畏,粮食就不能增产;做工的人无忧畏,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和法则;做买卖的人无忧畏,经营就不能盈利;当儿子的无忧畏,孝敬父母亲就不至诚;做父亲的无忧畏,慈爱就不执著;为人臣子的无忧畏,就不能建功立勋;身为君王的无忧畏,国家就不会安定,因此养性的人,失掉了忧畏就心思紊乱没有条理,行为焦燥,难以自持,神散气越,意迷志摇。应该活着的却死了,应该存在的却消亡了,应该成功的却失败了,应该吉利的却遇凶险。啊忧畏就象水与火一样,一会儿也不能忘掉它呀!人无忧畏,子弟就会成为你的强敌;妻妾变成你的仇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后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最后是畏你自身。

你不忘忧畏,就不被别人限制,自己永记忧畏就不受别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谨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惧眼前忧虑,就不害怕以后的磨难。能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龙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这些雄猛的动物都不会伤着你;各种兵器也碰不到你;各种疾病、瘟疫也传染不上你;爱说别人坏话的人也毁谤不了你;有毒的蜂、蝎也螫不到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不久,孙思邈被授予承务郎,执掌药局事务。

孙思邈在唐高宋永淳初年去逝,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焚烧那些纸扎的阴间器物,祭祀时不宰杀性畜。

他死后一个多月,颜色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抬他的尸体放入棺中时,给人的感觉就象抬的是空衣服一样。孙思邈一生撰写《千金方》三十卷,传给后代。 

相传唐耀州五台山下,几个人抬着一口白木棺材,后面跟着一位老妇人。只见老妇人仰面捶胸,嚎啕大哭,悲痛欲绝。正行走间,碰见一老者,童颜鹤发,身背葫芦,看老妇人十分伤心,急步上前问道:“老妇人哭送何人?”不料老妇人只管嚎天呼地,痛哭自己的,对老者看也不看,理也不理。老者看那棺材,发现有血滴,忙安慰老妇人道:“老妇人不要难过,棺内人尚有救。”老妇人听说棺内人有救,才半信半疑,停止了哭声,心想:事已如此,也只有这样了。也许天可怜我,女儿有救。于是边擦眼泪边说:“老者有所不知,小女难产,死去已有两天,救恐怕也晚了?”老妇人擦干泪眼,抬头一看,惊喜地喊到:“孙真人!?”老妇人以为自己眼花,又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定神仔细一看,果然是孙真人,不觉大喜,忙叫忙叫抬棺木的:“快停,快停!”抬棺的人以为老人气糊涂了,传来喊话:“半路上不能停棺啊!”“停!停!我娃有救啦!孙真人来了!”听说孙真人来了,抬棺的人才停下来,将棺木缓缓落地。有人小声嘟囔:“医生能治病,但治不了命。谁再能没听说过能把死人治活。”孙真人来到棺前,让打开棺盖一看,说:“好险啊,我若迟来一步,这母子二人可就真完了。”随即拿出苗银针,找准穴位,扎进妇人身内,两指捻提转动。众人围着棺木,噔大眼睛,摒住呼吸,盯着棺内妇人。稍停,棺内便传出婴儿的啼哭,产妇的呻吟,众人才松了一口气。老妇人连连叩头谢恩人。孙真人一针救二命,刹时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京兆,传遍唐土。从此,人们对孙思邈以药王相称.

虎守杏林典故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精研医学并兼通佛典,被誉为“药王”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曾云游于邱县。观其景物优美,民风淳朴,遂留连忘返客寓郊寺,悬壶行医无欲求,施医无类,师承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不受谢,惟望患者病愈后在寺旁植杏树三株,经年植杏树百亩,郁然成林,杏熟以杏易谷赈贫。此间,有虎伏跪求医,孙思邈首创“虎撑”治愈金簪卡喉之疾,虎有灵性,不复危害人畜,感恩为其守护杏林并充当药王坐骑。药王佩逝,虎绕寺哀啸三日,不知去向。 

一次,刘神威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中草药为何能医病,是什么原因?

孙思邈答道:“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原理是以偏就偏。由于各种药物不同的性:寒、热、温、凉;不同的味:酸苦甘辛咸;不同的升降浮沉的趋势;不同的归经,对于患病的机体,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

又一次,卢照邻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名医能治愈疑难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呢?”

孙思邈答道:“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天地不也是如此吗?”

孙思邈的回答十分精彩,也足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

孙思邈的卒年,《旧唐书·孙思邈传》谓“永淳元年卒”。《新唐书·孙思邈传 孙思邈》则称“永淳初,卒”。按唐高宗永淳年号仅为二年,永淳元年为公元682年,亦即永淳初年,两《唐书》对此并无抵牾,古今学者基本上均从此说。

有人提到唐人刘肃(元和,<公元806——820年>)所撰《大唐新语》中所谓孙氏“永徽初卒”之说,南唐沈汾《续仙传》更谓孙氏卒于永徽二年(公元652年)二月十五日之语,因而有所质疑。

我们认为,尽管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著作中明确提到其自身活动的年代记载,最晚只见永徽二年(公元650年)为一功臣治疗箭矢不出痼疾;尽管两《唐书》孙传所述孙氏生平有不少疑误,显庆(公元656——661年)见高宗召见孙氏,两《唐书》及《唐会要》均有类同记载,孙氏从高宗去九成宫,卢照邻与其同居于光德坊府第等,……均可证明(《大唐新语》)之说为谬。尤其是涉及唐朝早期帝王的活动。据《廿二史札记》作者研究,多为搜集参考了该时期诸帝《实录》所撰,故显庆时高宗召见思邈,孙氏从卒九成宫以至于永淳初是可信的。

对于孙思邈的生年,虽然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从581年之说,但仍存在有不同观点,主要有:

清·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唐书·隐逸传》称其‘少时,周洛州刺史孙思邈画像,独孤信称为圣童;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徵,不起。’则思邈生于周朝,入隋已长;然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二’,则思邈生于隋朝。照邻乃思邈之弟子,记其师言,必不妄。惟以《隋书》考之,开皇纪号凡二十年,止于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寿,与史殊不相符。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为开皇二年壬寅,实非辛酉,干支亦不相应。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盖照邻集传伪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史又称思邈卒于永淳元年,年百余岁,自是年上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岁相合,则生于周后,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

依照纪晓岚上述观点,则孙思邈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辛丑(公元581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享年101岁。

费得道《中国医学史略》认为两唐书孙传所谓孙氏在周宣帝时因王室多故而隐居太白山以及杨坚辅政时徵孙氏为国子博士,孙氏称病不起等史料,推论孙思邈在578——579年间至少年逾弱冠,如此,孙氏应在公元560年以前诞生,其享年应为120岁以上。史仲序、张志远氏主张类似此说。

一说孙思邈的生年在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左右,卒年仍为永淳元年,享年一百二十五岁。

其主要根据是:一,依《旧唐书·孙思邈传》,北周宣帝时孙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杨坚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但孙思邈称疾不出仕。按周宣帝即位于建德七年(578),次年禅位于静帝,而杨坚辅政是在大象二年(580),故孙思邈生于开皇元年的说法令人怀疑。

二,魏徵等于唐太宗贞观时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曾屡次询访孙思邈,而他“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按修史人员如姚思廉生于557年,李百药生于565年,他们熟知前代史事,难道还会一再询访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孙思邈?

三,《旧唐书·孙思邈传》说:“询之乡里,咸云数百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百岁人矣。”据史推之,孙思邈当生于557年左右,则列传中的有关史事大多可以讲通。若其的确卒于永淳元年,那么孙思邈的享年应为一百二十余岁。他精通医术,善于保养,长寿是有可能的。 

马伯英等均持此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过去史家认为辛酉实为辛丑之误,以及将照邻《病梨树赋序》中“今年孙思邈像九十二”改为“今年九十三”等论据不足且不够可靠,并指出以《北史》、《周书》中无独孤信任洛州总管记载,而否定隐居太白山,被赞为神童,杨坚征召等三条史料是难以信服的。马伯英等氏等则认为孙氏自云“开皇辛酉岁生”是其闪烁之词,隋文帝系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生,恰为辛酉,以开皇年号谑代帝讳,其全句可理解为“我是与开皇皇帝同年即辛酉年(公元541年)出生的。”他们认为以此推论,则独孤信赞“圣童”(可能在550——556年间回长安期间),杨坚征召、魏徵修史请教于孙氏等史料均可得到解释。郭霭春亦主公元541年之说。依此而论,孙氏当享年141岁。

黄竹斋《医仙妙应孙真人传》,认为独孤信赞称孙思邈为“神童”,应为独孤信受命入关抚岳(贺拔岳)余众的梁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此时孙思邈年已弱冠,向上推十九年,故孙氏生年则当在梁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永淳元年卒,则享年168岁。于此观点相近者为清·刘毓松所著《通义堂文集·千金方考》,据其推算,独孤信评品孙氏的时间为梁`·大同三年(公元537)至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之间,当时孙适满20岁,自此上溯20年,当生于北魏神黾元年至二年之内(公元518——519年),如此,孙氏享年为164——165岁。

曾祖父:孙融,北周太子洗马

祖父:孙孝冰 县令

长子:孙行,唐朝,先后任鄜州洛交县尉、洛州渑池县尉等职,后奉调进京,任右拾遗,成为唐高宗和武则天重要的近臣和助手。后又任凤阁舍人,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等官职

次子:未知

三子:未知

孙:孙淑、孙济、 孙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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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

钱乙,字仲阳。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113年,他本来和吴越王钱俶有宗属关系,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

钱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氏专业儿科四十年,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1114年,他的学生阎季忠将他的理论、医案和验方加以整理,编成了《小儿药证直诀》,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钱乙是北宋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六味地黄丸为补阴代表方,原名地黄圆(丸),最早见于北宋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

钱乙的父亲钱颖精于医道,但特别爱喝酒,又喜欢外出旅游。有一天他东游海上,便没有再回来。那时钱乙才三岁,他的母亲在那以前已经去世了。

钱乙的姑妈出嫁到姓吕的医生家里,因为可怜他是孤儿,就把他收为义子,并且长期教他学习医术,又将他父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哭了一场,请求出门去寻找他的父亲,前后一共往返了八九次,总共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父亲接回家来,但那离父亲出走已经三十年了。乡亲们对此感慨万千,写诗赞颂此事。他对待吕医生就象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吕医生没有儿子,死后钱乙为他装殓埋葬,并穿孝服为他守丧。

钱乙原来就有羸弱的老毛病,他经常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一、“五脏辨证”法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二、主张保养养生

钱乙的“保养养生”法,被后代证实是科学而有实效的养生方法。钱乙曾说过:“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就是说,小儿脏腑娇嫩,消化吸收功能还不健全,保持七分饱,脏腑就不容易受损,孩子不愿意吃饭,不必追着喂饭,孩子饿了,自然有吃的意愿。小儿元阳充足天性好动,如果衣服过暖,容易出汗受凉,导致伤风感冒,因此,让小儿处于“七分暖”的环境中,不容易患咳嗽、哮喘等病。

以上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成人,钱乙主张饮食、穿衣不可太过,即:不可食之过饱,穿得过暖。精美之物或喜食之品不宜食之过多,因为偏食使人体对各种营养成分摄入不足,使人瘦弱。同时,食之太过会造成病患或过胖。

三、通过面部诊病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幼小儿童还不能语言,即使能语言的儿童,亦往往词不达意。钱乙通过四十余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了小儿的生理特点,并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诊治方法。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增加了“面上证”与“目内证”两种特殊的观察方法。比如,他认为面部“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可以从这几部分的颜色变化上判断孩子的病症。而观察眼内“赤者,心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热。黄者,脾热。无精光者,肾虚。”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

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救治伤寒

一个姓朱的人,有个儿子五岁,夜里发热,白天无事,有的医生作伤寒治,有的医生作热病治,用凉药解表,始终治不好。病儿的症状是:多涎而喜睡。别的医生用铁粉丸下涎,病情反而更重,至第五天,出现大渴引饮。钱乙说:不能用下法治。他于是拿白术散末一两煎水三升,使病儿昼饮服。姓朱的问道:“饮多了不会泻吗?”钱乙答道:“不渗进生水在里面,是不会泻的。纵使泻也不足怪,只是不能用下法治”。姓朱的人又问:“先治什么病?”钱乙说:“止渴治痰、退热清里,都靠这味药。”到晚上,药估计服完,钱乙看看病儿,说:“可再服三升。”又煎白术散水三升,病儿服完,稍觉好些。第三日,又服白术散水三升,那个病儿再不作渴,也没有流涎了。接着钱乙给其服两剂阿胶散(又名补肺散、补肺阿胶汤),由阿胶、牛蒡子、甘草、马兜铃、杏仁、糯米组成,病就完全好了。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他奠定了中医史上儿科的专业地位。妙手仁心,一生旨在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阐释了中医医道的博大与慈爱。他精通中医的至高境界,望诊,在中医历史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钱乙行医注重实践,非常同情民间百姓的疾苦,而且他还非常善于总结在行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感受,形成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他提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理论,并在临床应用四诊(望、闻、问、切)时,十分重视“望”诊。他对患者全身状况均作详细论述和描绘。对儿科常见的惊搐、疮疹、水痘、天花、猩红热等病的鉴别诊断作了描述,提出多种有效疗法。且能区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黄疸,其中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性肝炎、肠寄生虫病的发生和新生儿溶血性黄疸等疾病。根据“小儿为稚阳之体,阴气未盛,阳气柔弱”的特点,善用“柔润方药”。他拟订的补泻五脏的药方,至今仍为医家喜用。特别将《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化裁制成“六味地黄丸”,更见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的功力,给后世养阴学派以启发。

钱乙博览群书,深通古代五运天气。青年时常夜宿东平王墓,观察气象,至“逾月不寐”。老年后更是手不释卷。不因医高才广而有丝毫懈怠。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

钱乙由于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阎季忠(一作考忠)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于公元一一一九年编成的。此书共三卷,上卷言证,中卷为所治病例,下卷为方剂。

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列为研究儿科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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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

宋慈,宋代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办案著重实地检验。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其祖上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北宋时,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受学于父,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视实践,力求真知 。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他进京入太学,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

宝庆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水深火热中,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词。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好快点回家。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宋慈听后当场允诺。

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三峒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堡饥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俘获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届满,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

不久,在真德秀推荐下,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他“忠勇过武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

因得到陈赏识,绍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宋慈得任长汀县令。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从海口溯闽江,盐运至长汀,要隔年才能运到。他莅任之初,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3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擅权,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内政愈加腐败。

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通判,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将人户分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中等不济也不粜;次贫者半济助;赤贫者全济,济米由官府拨付,停征一半租税。富户不敢违命,贫者得以度过荒年。

不久,他调任毗陵郡守。虽频繁调任,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佳誉鹊起。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

“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

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

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

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

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此处挑选几点言之。

其一,差文官。由于武官“更历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从而难以查究。“如边远小县”,实在缺文官,“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

其二,事必躬亲,不得专任吏胥。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宋慈在《条令》中亦称“不亲临视”者,当“以违制论”。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判别、监督,以防发生误验、漏验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亲”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

其三,“诸验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之人”,这规定了为官者的回避制度。“大狱讼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财者胜,无财者负,有援者伸,无援者屈,豪强得志,贫弱衔冤,岂国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稳定思想,事事至公,则天下稳定。

另外,律法规定官员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乡任职,这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亲嫌、故旧、仇隙关系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

宋慈反复强调检验案件,事关人命,“当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书中写道,检验官在接到检验公文之后,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僧道”,因为这些官员、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众,一旦参与颠倒案情之事,将对探明案情真相极为不利。

除了对尸、伤及现场进行认真仔细的勘验,检验官要重视对现场周围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访问,只有把各方因素综合思量之后,方能获取正确而有效的证据,以使得自己的检验结果得到印证,探明案件真相。

要成为一个合格、出色的检验官,宋慈认为至少要有两个绝招:一为尸、伤等检验的技术,二为综合素质的考量。且后者更为要紧。

宋慈“博采近世所传诸书”,“会儿粹之,厘而正之”,加上多年实践经验,“增以己见”,终写成《洗冤集录》。他四任提点刑狱司,以身作则,慎重狱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个合格法官的普世标准—洗冤泽物!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有一天,他在一个已结案的卷牍中看到一桩自杀的命案,死者是一个庄稼汉,他觉得庄稼汉自杀的案例很少,必有万不得已,非死不可的遭遇,才会走上绝路,而且案卷中并无自杀的详细原因,于是他决定趁案发为时不久,重新加以审理。第一步,他先开棺验尸,发现死者腹部的伤口,进刀轻、出刀重,据仵作的说法,案发后,刀子在死者手上,但并非紧握,他更觉得可疑,其中必有曲折。因此他探访了死者的邻居、亲友,终于查出冤情,揭发了一件强掠妇女、杀害无辜的命案真相。

原来地方上有一个名叫吴良的官宦之后,仗恃著做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余荫,贪酒好色,胡作非为,偏巧县知事是他父亲的门生,而且为官不正,往往使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有一天吴良看到一位姿色出众的少妇,意图染指,打听到原来她是庄稼汉的新婚妻子,助纣为虐的管家就献计悄悄将庄稼汉害死,做成自杀的样子掳走新妇。还拿出一笔银子,在衙门上下大通关节,于是一桩命案,就草草了结。吴良不但逍遥法外,还享尽艳福。但宋慈将案子重新整理,拘捕吴良和管家治罪抵命,庄稼汉的冤情,终于平反,赢得当地民众的称赞,轰动一时。

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惟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宋慈文而勇武,兼有谋略,由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所以清人陆心源作《宋史翼》将宋慈列入《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

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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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桂

叶桂少承家学。祖父叶紫帆(一作子蕃),名时,医德高尚,又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叶阳

生,名朝采,医术更精,读书也多,且喜欢饮酒赋诗和收藏古文物,但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当时叶桂才十四岁。叶桂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父亲去世后,就走江湖,家贫难为生计,便开始行医应诊,同时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继续学习。他聪颖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教他的朱先生 。 

叶桂从小熟读《内经》、《难经》等古籍,对历代名家之书也旁搜博采。不仅孜孜不倦,而且谦逊向贤;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虚怀若谷、善学他人长处。叶桂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桂想去学但没人介绍。一天,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就来找叶桂。叶桂专心诊治,几帖药就治好了。赵某很感激,同意介绍叶桂改名换姓去拜他舅舅为师。叶桂在那里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刘医生诊脉后推辞不能治。叶桂仔细观察,发现孕妇是胎儿不能转胞,痛得不省人事的。就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后胎儿果然产下。刘医生很惊奇,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心中很感动,就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

叶桂母亲患病,他总治不好,又遍请城内外名医,也不见效。他便问仆人:本

城有无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你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桂吃惊地说:出此大言,当有真才实学,快请来!仆人请章医生时说:太夫人病势日危,主人终夜彷徨,口中反复念着“黄连”。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后,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症相合,理当奏效。但病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须加黄连。叶桂一听便说:我早就想用黄连,因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章医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叶桂很赞同,结果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桂便对人说:“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可以请他看病。”

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医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除精于家传儿科,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富于创造之外,天士可谓无所不通,并在许多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在杂病方面,他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在妇科方面,阐述了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症候和治疗方法;他对中风一症有独到的理论和治法;他还提出久病入络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精研古籍,他还十分善于运用古方。

叶桂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

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除精通医术外,叶桂在其它学问的研究中也具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博览群书、学究天人,使医术和学术相得益彰。他觉得“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虽身享盛名,而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后人也说他“固无日不读书也”。他在医学中治病救人的仁者之心,也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方面,故后人赞其“内行修备,交友以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拯之,无所顾藉。”

除上面提到过的门生和后人外,叶桂还培养了不少济世救人的名医。

史称“大江南北,言医者辙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他的儿子叶奕章、叶龙章都是著名医家,只不过被父亲的巨大名声掩盖了。许多反映其独到经验和深邃医理的名言,一直对后学起着启迪和借鉴的作用。他的学说在身后二百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形成了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叶派”,在近代医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叶桂在世八十年,临终前警戒他的儿子们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行极端负责的仁者之言。同时也显示出他在医学,乃至人生哲理的追求上所达到的极高境界。因为往上走得越高,就越知道天高远不可及,越知道自己的渺小不足言。最聪明的人,大多是谦虚的人。

提起江南名医叶桂,可神了!他自号香岩,人称半仙,有手到病除的本事。连康熙皇帝也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搭背疮,御笔亲题“天下第一”的匾额赐给他。因他一生治愈过不少奇疾怪症,连神仙都慕名而来,变做一个平常人请叶天士诊断。叶桂号罢脉后,说了八个字:“六脉调和,非仙即怪。”羞得那神仙看过仓徨逃遁。不管这一传说是真是假,可叶桂妙手回春,起死复生的事都是有口皆碑的。有几个这样的小故事——

按方服一百剂

有一个人患一种慢性病,经常复发,十分苦恼。他找叶桂诊治。叶桂开了一个方,嘱他按方服一百剂,就不会复发了。病人服了八十剂,病已好了一个多月,他就再不服药了。不料,事隔一年,病又复发。叶天士对他说:“我叫你服一百剂,你才服八十剂,当然复发了。从今天开始,你听我的,再服四十剂,病就永不复发。”事情果真如他说的一样。

奇术治暴盲

据史载,清代藩宪向为京官,而清代京官没有多大实权,极想外任,所以藩宪听说要到苏州外任,暴喜而盲,急忙差人去请名医叶桂疗疾。叶了解他发病详情之后便说:“我是一方名医,怎能如此请我?必须备全副仪仗来,方可前往。”差人回禀,藩大怒,众人相劝,依允名医要求,若治不好目疾,重罚不迟。于是,令仪仗相迎,但谁也未想到,叶并不去,又说,“去回禀大人,必须由藩夫人亲自请!”藩闻后,怒不可遏,咆哮如雷。在这之间,藩大人怒气未消,而目却忽明,众人难解,叶桂已匆匆赶到藩府上请罪了,对藩说:“我并非无礼得罪大人,而是为了治好大人的病。”藩大人由怒转喜,尽释前疑,并重礼相酬。叶天士奇术奇在于不药而愈,于是,叶桂以阳治阴,奇术疗暴盲的佳话传遍苏州城内外。

叶桂运用《内经》理论,心藏神,过度兴奋和喜乐伤神,暴喜将心神荡散,可致暴盲,怒为阳胜,喜为阴胜,阴胜制阳,阳胜制阴,故让藩大人暴怒,以阳制阴,阴阳平衡,暴盲激怒消散。

叶桂在治疗疑难杂病方面,强调心理治疗,名医治奇病,奇术疗顽疾,故事趣闻相传至今,人们无不拍案称奇。

治难产

邻居的一个妇人难产,别的医生已经处好了药方。她的丈夫拿着处方来问叶桂,叶桂在处方上加一片梧桐叶做引子,婴儿立刻就产下来了。后来有人也仿效叶天士在催产方上加梧桐叶。叶天

士笑着说:“以前我用梧桐叶,是因为刚好碰到立秋的时节,现在不是秋天,用了有什么益处呢?”

还有一个孕妇难产,因别的医生治不好,勉强支撑着去找叶天士求救。当时叶桂正在下棋,他随便瞅了孕妇一眼,不屑地哼了一声,继续埋头与人对弈。孕妇流着眼泪,再三哀求,连叶天士的棋友也不忍心了,帮孕妇说话。不料把叶天士说火了,顺手举起棋盘,“叭”的一声甩到地上,棋子顿时撒得四处都是。然后又声色俱厉地对孕妇说:“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你急什么?给我把棋子捡起来!”孕妇因有求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把棋子一一捡起。叶桂此时忽然大笑起来,对孕妇说:“好好好,这回孩子自然会顺利地生下来了。”说得那孕妇半信半疑赶回家中,果然应了叶天士的话,顺利地分娩了。叶桂的棋友又钦佩又诧异,问起拾棋子居然能治难产的奥妙。叶桂说:“滚动之石,不长苔藓。我一眼就看出那妇人是捧心胎,当她拾棋子时,佝偻了很久,胎儿的手靠她的运动之力,已离其心窝,所以不得赖在娘肚子里不出来了!”一阵话说的对方哑然失笑:“你刚才好一场真真假假的把戏,连我也给蒙住了。”

治痘

吴县城郊有一个富商,中年得子,十分宠爱。不料第二年春天,孩子出起了痘子(俗称红花疹)。先是浑身发烧,又哭又闹,后来竟昏迷不醒。富商略懂医术,知道这是逆症,病邪内陷引起的痘闭。不但很难医治,而且有生命危险,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叶天士,像溺水人抓住了救命草。对此病除了他再无二人救得,可叶天士是当今名医,能屈尊大驾到乡下来吗?他急中生智,听人说叶天士好斗蟋蟀,便买了几个“饶将”,分别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找上叶天士的门来,要和他的“勇士”斗个输赢。结果是两军对垒,各有胜负。富商不服气,说家里还有一位十分厉害的“黑元帅”,可以说交起战来天下无敌。一句话惹得叶天士兴起,马上同富商到他家。这时,富商才说出实情,并望叶桂能原谅他因

救子心切而不得已用的激将法。叶桂毫不怪罪,只说:“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当他看到孩子浑身的斑疹混浊凹陷时,大吃一惊,忙叫富商找了十余张新油漆的桌子,然后把孩子的衣服脱光,放在头一张桌子上用手辗转揉搓。待十余张桌子都用过了,已到了五更天,这会儿,孩子终于“哇”的哭出声来,浑身的痘子也全发了。富商见“宝贝”起死回生,对叶桂感激不尽,又赠金,又赠银,但叶天士推辞不要。终因盛情难却,才拿了一盒蟋蟀连夜赶回城了。

叶桂的外孙刚满一岁,得痘症,痘发不出来,抱回家来请他医治。叶天士觉得很难治。叶天士的女儿气得直撞头,对他说:“父亲平常都说‘痘无死症’,现在就单单外孙儿不能救吗?那就让我和他一起死吧!”拿起剪刀就要自杀。叶桂不得已,低头沉思了好久,最后把婴儿赤身裸体地抱到一间空屋里去,自己出去和一帮人打斗嘻戏。女儿想看婴儿,门又打不开,叫了几批人去催父亲回来,父亲正玩得高兴,不听女儿的话,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到了半夜,才去开门看婴儿,痘出得很好,一粒粒就象珠子一样饱满晶莹。原来那间空屋里蚊子很多,叮咬婴儿的皮肤就使痘发出来了。

叶薛之争

乾隆某年,吴地瘟疫大流行,郡里设置医局救济穷人,给他们免费看病,当地的名医每天要去那里看一次病人。有一个更夫,全身浮肿、遍体黄白色,到医局去看病。名医薛生白先到医局,给他诊脉后就挥手让他走,并说:“水肿已经太厉害了,不能治了。”更夫走出医局,刚好碰到叶天士到医局来,从他坐的轿子里远远地看到了更夫,便说道:“你不是更夫吗?你这是中了驱蚊带的毒而造成的,两剂药就可以治好。”于是就给他开了处方。据说薛生白因此羞愧成怒,把自己的居处改名“扫叶庄”;又传说叶桂以牙还牙,把自己的居处改名“踏雪斋”。据他们共同的朋友沈德潜解释,薛生白确有“扫叶庄”,但其名另有其意,不是为了侮辱叶桂才那样改的。而叶桂至今也没有人发现他有“踏雪斋”。

治贫

一天,叶桂正在药房给病人号脉,忽见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的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问语,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治百病。我有一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治否?”叶桂说:“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那人说:“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只是太贫穷了,你可会治贫吗?”叶桂还没回答,来看病的人却火了:“我看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贫的?”不料叶桂捋着长须笑道:“贫也算种病嘛,既无佳肴滋补,又频添忧愁伤身,可谓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核,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像降到五里雾中摸不着真山实水。来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治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本当不信,又见叶桂说得诚恳,便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地回去了。

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就是不开花,不结果。那人想:无果树有啥用?就去问叶桂。叶桂笑道:“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信,悻悻地回家了。没过三天,怪事出现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会一样,后脚跟着前脚地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价钱也便宜,但一树浓叶何止万千,所以那人为此发个小财。再以这笔钱做个小本买卖,不久便成了小康之家。他十分感激叶天士,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这位神医道谢,并探问其中的奥妙。叶天士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买橄榄叶的秘密告诉了他。原来,叶桂早料到这一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配治医治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时,每方必加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肆就是没有这东西,病家只好在叶桂的指点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了。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

叶桂生前伤病盈门、日日忙于诊治病人,无暇亲笔著述。他留给后学者的宝贵医学著作,全部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人搜集、整理的结果。其主要著作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温热论》

在清代以前,中医论治热病大都用《伤寒论》的方法。明末清初的吴有性著《温疫论》,才把伤寒与温疫分别对待。虽然他对温病理论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但却没有分清“温疫”和“温病”的界线。叶桂首次阐明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伏寒化温”的传统认识,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温热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心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其中“逆传心包”之说,确属对温病传变认识的一大创见,也是对《伤寒论》六经传变理论的一大突破。比如,热病中神昏谵语一症,过去多从《伤寒论》燥屎下结之说。天士首先指出此症更重要的原因是“邪入心包”,并创立以清营清宫为主的方法,使用犀角、金汁、竹叶之类比较轻灵的药物,避免芒硝、大黄等杀伐之剂。这不仅仅在理论上独具只眼,而且在治法上独辟蹊径,拯救了许多危急病人的生命。

《温热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开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书中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论治方法,表明温病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在诊断上则发

展、丰富了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疹等方法。对一些常见急症热病,如时疫和痘麻斑疹等,叶桂都有独到看法和妥善治法,他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家。他的许多治法方剂,经吴鞠通的整理而成为广传后世的效验名方。《温热论》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推崇备至,它不仅对温病学,而且对整个中医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清代乾隆后期,又出现了一批研究温病的著名江南医家,其中佼佼者有吴鞠通、章虚谷、王孟英等,他们也都是叶天士的私淑弟子。

《临证指南医案》

《临证指南医案》则系华岫云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分门别类集为一书,每一门由其门人撰附论治一篇,门后附徐灵胎评议。书末附所用方剂索引。此书刊于1764年,体现了叶桂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其中温病治案较多。后人称其辞简理明,“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美中不足的是,案中均未注明每次处方之后,病情的转变和最后的治疗效果。

《未刻本叶氏医案》

《未刻本叶氏医案》 为叶桂门人周显侍师诊治时所录,共收入叶氏医案一千一百余则,病种范围不甚广,以时温、暑疟、咳逆、虚损、血证为多,内颇多复诊。该医案是研究叶氏独特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程门雪先生曾叹其为“未经修饰”之“浑金璞玉”,并玩味点校。后于1963年出版。

令人遗憾的是,《未刻本叶氏医案》问世以来,其影响力远不如《临证指南医案》,可能因该书其案语过简,令人不能据证明理析药,难以领略叶氏妙谛所致。

为使这本书影响更多的中医爱好者,许多中医名家对该书进行了评校,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潘华信教授所著的《未刻本叶天士医案发微》 。

其他著述

《叶桂医案存真》是叶天士的曾孙叶万青,取家藏处方验案编成。此外,题为叶氏所作的医案和著述还有很多,比如《医效秘传》、《叶氏医衡》、《叶氏名医论》、《叶天士家传秘诀》、《女科症治秘方》、《本事方释义》(有乾隆十年自序)、《叶评伤寒全生集》、《柯氏来苏集评批》、《景岳发挥》、《眉寿堂方案选存》、《三家医案合刻》、《南阳医案》等等。世间所传叶桂注释的《本草》,其中颇有心得之言。

在整个中国医学史上,叶桂都是一位具有巨大贡献的伟大医家。后人称其为“仲景、元化一流人也”。他首先是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又是一位对儿科、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科无所不精、贡献很大的医学大师。史书称其“贯彻古今医术”,他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其医学理论,还是治学态度都是值得后人珍惜和学习的宝贵遗产。特别是他那种谦恭好学、改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是后世习医者的光辉典范。

史书称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治病多奇中”,十分神奇。他自己也说:“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当时的尚书沈德潜曾为他立传说:“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桂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可见当时其知名度之高。后人对其医术总结说:诊疾深明病源;立方不拘成法;投药每有奇效;治疗常多变通。史书亦称“当时名满天下”,为众医之冠。民间则普遍传说其为“天医星下凡”。传记载其处理“疑难证”方法:“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虽然史书盛赞其独一无二的高超医术,但对于民间广传的叶天士治病的神奇案例却又不敢相信,称其为“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因而“不具录”。若以当时老百姓的反映而论,叶桂可谓中医史上医名最著者。民间传闻,特别是全国性的,绝非空穴来风,往往有其常人不可知解的原因,而“天医星下凡”的说法也只有这一回。史官因为自己不能理解和接受,就“不具录”其超常医案,实为一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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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在中医上的钻研以及他们留下的著作,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财富。